一個五口之家，僅服徭役就消耗了兩名勞力，耕種近百畝土地，產量近一百石（約合6噸），即便如此農民也不遮，食不果腹，甚至還要去借高利貸，還不上錢就要賣房、賣田地、賣妻兒子。而那些行商坐賈之輩則趁機漁利，低價從農民手裡收購他們的財產，然後高價賣給朝廷和帝國。
這些人積攢了足夠的財富之後，用錢財鋪路，與王侯顯貴結，其勢力和影響力遠超帝國基層吏。
這便是諸多流民無法迴歸農業生產的源所在。
基於此，晁錯提出了兩項措施：其一，重啟納粟拜爵政策，讓民眾可以用錢糧換取爵位，有了一定的爵位就可以減免賦稅，推良迴圈；其二，降低賦稅，用朝政引導流民墾荒迴歸農業生產。
晁錯所提出的兩條措施均被劉恆採納。
漢文帝十二年（前168年）劉恆下詔：“朕親自率領天下人務農耕種，至今已有十年了，但荒地的開墾沒有增加，年收不好，百姓就有飢之；這是從事農耕的人不多，而吏沒有發展農業。朕屢次頒下詔書，每年都鼓勵百姓種植，至今未見效，這說明吏沒有認真地執行詔令去勉勵百姓。今年把原定徵收的土地稅的一半賜給農民。”
我發現了一個秘：司馬老先生是有意將賈誼和晁錯編排在一起的，前文剛剛放下賈誼，後文馬上安排晁錯出場。
司馬果然不愧是文學大師，政治高手，這種佈局和排版明裡暗裡告誡後世讀者：做晁錯，別做賈誼。
關於賈誼，我們此前花了較多篇幅予以深解析，所得出的結論就是：賈誼提議的一切都正確，但是這些正確僅停留於邏輯層面；而劉恆則全數予以冷藏，劉恆所做的也都對，他需要休養生息，需要扞衛自己費勁打造出來的四極權力結構（皇權——宗室——功臣集團——以張釋之和袁盎為代表的壯派新興勢力）。
那麼劉恆全數採納晁錯的系列建言，這又是什麼政治邏輯呢？
劉恆對賈誼與晁錯建言的一“冷”一“熱”，並非簡單的個人好惡，其背後是政治、是時代、是劉恆這位大老闆的需求……
賈誼提出的是宏觀戰略與本變革，是宏大敘事。
如賈誼所提的“眾建諸侯而其力”是劍指宗室，這勢必會將四極權力結構中的宗室這一極推到自己的對立面，這是劉恆不可接的。
此外，賈誼上書中夾帶著太多的私人，竟然會嘲諷劉恆隔三岔五去打獵野豬，但卻不敢統兵去打匈奴。
這種態度，這種說辭，這種緒，劉恆也是無法接的。劉恆能選擇寬容賈誼，毅然將賈誼從袖珍諸侯——長沙國調整至諸侯大國——梁國，這已經是很不錯的待遇。當然，這也絕非劉恆心慈手，而是因為賈誼本也是壯派的重要人之一，故此。
晁錯則與之相反。晁錯不僅言辭謙恭，而且還聚焦於問題與可執行策略。
晁錯所提及的“以胡制胡”的邊防戰、“移民填邊”的防系、“納粟拜爵”的糧食財政方案，都是針對匈奴侵擾、糧食不足等燃眉之急的技補丁。這些方案不直接衝擊現有的權力結構，能在不進行大規模政治鬥爭的前提下，快速見效，屬於“問題導向”的務實之舉。
賈誼的奏疏才華橫溢，但也充滿了年人的悲憤與急切，帶有理想主義者的孤獨。這種緒本就容易引起當權派的反。
晁錯的論述則更像一份份縝的政策分析報告。他清晰地分析敵我優劣，計算本收益，甚至直言不諱地點明人“貪財”的弱點（如移民戍邊的機分析）。這種冷靜、務實甚至有些冷酷的風格，更能讓作為最高決策者的文帝到可靠與可控。
司馬將這二者編排在一起敘事其實並非什麼“秘”，而是司馬作為政治家和史家的筆法，這不是首次，更不是末次。
賈誼代表了思想的先驅者，其道大而不行於時，其悲劇在於跑得太快，時代跟不上。
晁錯代表了務實的變革者，其而能用於世，其功在於準地解決了時代提出的問題。
司馬絕非勸誡世人“做人別賈誼；做人要晁錯”，而是揭示了一個殘酷的政治現實：在理想與現實之間，要審時度勢、要提出可行方案、要務實、要談大道理、要摒棄個人緒與。
但是，歷史非常弔詭。
晁錯後來因力主“削藩”而為七國之的犧牲品，這也說明，一旦務實者的方案及了核心的“存量”利益，其命運比理想的先驅者更為兇險。這恰恰是“四極權力結構”的絕佳印證——文帝用它來平衡，景帝時則因削藩而失衡。
這是後事，我們將在漢景帝時期詳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