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孫弘還給出了一個大前提，實施以上這些，需要皇帝自以作則，躬立信，取信於民，以禮儀教化為主，以刑罰為輔。
公孫弘系列論述中，關於儒家的核心觀點在於——為政以德，藏富於民；關於法家的核心觀點在於——循名責實，信賞必罰。
至此，後世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歷史都以此為法寶，將儒家和法家糅在了一起，儒家和法家從此並駕齊驅，形了“外儒法”政治風景線。
從策論答卷來看，公孫弘上有渾然天的優勢：政治敏銳度極高，對漢武帝的小心思拿得極準。
而這才是武帝劉徹所想要的。
但是閱卷——太常卻不這麼認為，在太常眼中，公孫弘所提的這一份策問答卷簡直就是一坨垃圾，沒有高深的理論，沒有回應正題，沒有華麗的文辭，通篇都是平平淡淡的泛泛而談。
於是，公孫弘的考試績很自然地墊底。好在命運給予了公孫弘第二次機會，武帝劉徹一份一份地審閱著“賢良”們的答卷，他在焦急地尋找自己所想要的那個理論，那份策對，以及策對背後的那個人……
當公孫弘的答卷映眼簾之後，武帝劉徹眼前一亮，這不正是自己所苦苦思索的答案嗎？這不正是朕正在盤所作所為的一切嗎？這不正是朕所苦苦尋覓的那個人嗎？太常竟然將如此優秀的策隊判定為“C”，這簡直就是睜眼瞎！劉徹大手一揮，直接將公孫弘的答卷績訂正為“A+”，將其排為第一名。
對於公孫弘而言，命運的曙就此刺穿了黑夜，萬丈芒從天而降，準地照耀在公孫弘的上。
武帝劉徹當機立斷，任命公孫弘為博士，命其在金馬門侍應召對。
劉徹非常清醒，並沒有拿到了自己想要的那一份策問答卷而對當事人高厚祿，而是將其安排在了“諮詢崗”——博士位置上的人。劉徹明白一點，公孫弘雖然不是迂腐的儒生，但是他的政治理想也過於清明，偏理想化，他不是一把合適的刀，而是一面稱職的旗幟。
為了進一步確認到底將公孫弘安排在什麼崗位，才能讓其功效最大化，劉徹派給了公孫弘一項特殊任務：代表朝廷前往“南夷道”工程現場視察。
唐蒙在蜀之地所開啟的那一項大工程不僅耗費了大量的人力、力、財力、兵力，而且工程進度不順。武帝讓公孫弘前去視察，一則看看公孫弘能否運用“儒”解決問題，二則讓他實地看看大工程，進而亮明他的態度。
這裡的態度是指，唐蒙所提出的借道蜀和夜郎，擺平南越的建議是否可行？
公孫弘返回長安之後奏報漢武帝，開闢“南夷道”於帝國百害而無一利，極力批評這一大工程在人力、力方面的消耗，努力勸說劉徹停該項大工程。
劉徹拿到了他想要的測評結果：用儒治世，任重道遠；公孫弘只能是一面旗幟，僅此而已。對於漢帝國而言，當務之急就是要充分地利用這一面旗幟，對帝國實施新一的教化，讓漢帝國的朝政能暢通無阻地實施。
漢武帝並沒有聽從公孫弘關於“南夷道”大工程方面的任何建議，並繼續加大了對唐蒙的支援力度。
公孫弘雖然施政能力比較差，但是架不住他政治商極高。
公孫弘每當在朝廷討論問題時，總是列舉陳述事的端倪，讓武帝自己抉擇，從來都不曾在朝廷之上與武帝當面爭辯。
不僅如此，公孫弘還很會來事，極度擅長用儒來文飾朝廷的文書法令，經過一段時間的考察之後，武帝將其擢升為左史。這是九卿之一的高階職位，分管京畿地區的治理工作，公孫弘這一面旗幟就此飄揚於帝國京師長安。
漢武帝元五年（西元前130年）是西漢政治生態轉型的關鍵節點。
此時武帝即位已十年，雖已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的理念，但如何將儒家學說轉化為切實的治世工，仍是懸而未決的難題。公孫弘的策論之所以能打漢武帝，並非因其文采或理論深度，而在於他提供了一套可作的“儒表法裡”政治方案——既符合儒家“仁政”“教化”的外，又暗合法家“督責”“賞罰”的實質。
公孫弘所提出的這種將儒家道德話語與法家統治繫結的策略，唯地回應了漢武帝的憂：既要避免重蹈秦朝“嚴刑峻法”的覆轍，又要實現高度集權與高效員。
當公孫弘出現之後，漢武帝立即就嚐到了甜頭，朝堂中既有汲黯這樣一條道走到天黑的忠臣，也有張湯這樣得利刃，還有公孫弘這樣的旗幟。
張湯負責酷吏系與律法嚴酷化（如增設“見知法”），以強制手段掃清障礙；公孫弘負責儒學話語的建構與政治正當宣傳，為集權政策披上道德外；汲黯負責赴湯蹈火的忠誠。
當歷史行進至此時，漢武帝會發現，他僅僅缺一把劍——能指揮千軍萬馬的利劍，南征西南諸王（南越、閩越），北伐匈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