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曆十年秋，永曆朝廷派遣的使者、祿寺卿程源，歷經數月跋涉，終於抵達了昆明。孫可果然做足了表面功夫，命“秦王府”屬以親王禮制，大開昆明城門，旌旗儀仗導引，將程源一行迎城館驛，極盡隆重。
次日，程源奉旨至秦王府正式宣詔。銀安殿上，氣氛莊重而微妙。孫可著親王常服（雖形制已暗中逾矩），率麾下文武，跪聽詔書。詔書中，永曆監國朱常沅對孫可“鎮守西南、勞苦功高”大加褒獎，重申其秦王封爵，並賞賜金銀緞匹。同時，也對李定國、劉文秀等將各有封賞，言辭懇切，一派朝廷倚重邊陲重臣的格局。
宣詔完畢，孫可面無表，依禮謝恩，接下賞賜。當晚，更設盛宴款待程源。席間，孫可談笑風生，屢屢提及當年與張獻忠轉戰南北的“艱苦”，以及如今經營雲貴的“不易”，言語間，將雲貴視為自家基業，對南京朝廷，則是一種“遙尊”的姿態。程源久經場，心知肚明，只能虛與委蛇，強調“監國倚秦王為社稷柱石，東南半壁，皆賴王爺屏藩”。
然而，這場表面和諧的盛宴之下，暗流愈發洶湧。程源的到來，像一面鏡子，照出了孫可集團部深刻的裂痕。
安西王府，李定國託病未赴晚宴。他手中挲著朝廷賜下的安西王金印和誥券，心起伏。與孫可那邊看似隆重實則倨傲的接旨場面相比，程源在拜訪他時，私下轉達了監國朱常沅的“口諭”，言辭極為推重，稱其為“國之干城”、“赤膽忠心”，並約出對孫可僭越之舉的知曉與不滿，希李定國能“顧全大局，匡扶正道”。這寥寥數語，比那厚重的金印更讓李定國到一暖意和沉重的責任。
“監國知我……”李定國喃喃自語，心中對孫可的不滿又加深了一層。相比之下，孫可近期的舉更令他心寒：不僅強行調走了他的銳鐵騎營，還以“統一糧餉”為名，大幅削減了他所部的糧草供應，致使軍中已有怨言。這分明是步步，要削其羽翼！
與此同時，南王劉文秀 的境也有些尷尬。他在川中前線力作戰，卻收到孫可鈞旨，令其“暫緩攻勢，鞏固既佔之地”，明顯是擔心他立下大功，尾大不掉。劉文秀格較為持重，雖對孫可的猜忌有所察覺，但念及兄弟分和當前抗清大局，選擇了忍，但心中的隔閡已然種下。
程源在昆明期間，除了公開活，暗中亦過極為秘的渠道，與黔國公沐天波 見了面。沐天波將一份摺予程源，詳陳孫可在滇一切僭越不法之事，並再次強調李定國“忠義可用，然制可，若能得朝廷明詔暗助，必能為國效力”。程源深知此事關係重大，將摺藏好，準備返京後呈監國。
程源離開昆明後不久，一場風暴終於被點燃。導火索是糧餉分配問題。孫可的心腹、掌管糧餉的“戶部尚書”萬年策，公然再次剋扣了撥付給李定國部的秋糧，理由是“川南劉文秀部軍需急，需優先保障”。李定國麾下將士糧餉不繼，群激憤。
李定國再也無法忍耐，直秦王府，當面質問孫可：“大哥！川南要，難道我駐防滇北、拱衛本的將士就該肚子嗎？如此分配，何以服眾？軍心若散，何以抗清？”
孫可高坐堂上，冷冷道：“定國，為帥者當顧全大局！文秀在川南與虜酋激戰，糧餉自然優先。你部駐守後方，稍一些，克服便是。如此聒噪，豈是大將所為？”
“大局？”李定國怒極反笑，“大哥所言大局，便是不斷削弱我與文秀，好讓你秦王府一家獨大嗎？如此行事，與昔日八大王（張獻忠）猜忌眾將何異？只怕寒了將士之心，這雲貴基業，未敗於清虜，先亡於耗！”
“放肆！”孫可然大怒，拍案而起，“李定國！你竟敢如此對孤說話！別忘了你的份！”
“份？”李定國目如炬，視孫可，“我李定國的份，是八大王義子，是並肩戰出來的安西王！不是某些人僭越自封的私臣！今日糧餉之事，若不給個公道，休怪我麾下兒郎不答應！”說罷，竟不辭而別，憤然離去。
這次公開衝突，標誌著孫可與李定國之間的矛盾徹底表面化、白熱化。昆明城謠言四起，人心惶惶。孫可一方面嚴封鎖訊息，一方面加迫害異己，數名被懷疑與李定國或沐天波過往甚的員被罷黜下獄。同時，他急調直屬的“衛軍”加強昆明防務，並令心腹將領加強對李定國各部駐地的監視。
李定國返回大營後，亦是怒火難平，下令所部提高戒備，防範不測。雙方劍拔弩張，大戰一即發。劉文秀在川南聞訊，憂心如焚，連連遣使勸和，但孫可置之不理，李定國也心灰意冷。
永曆朝廷使者程源帶來的“皇恩浩”，非但未能彌合裂痕，反而像一道強，照出了這西南巨藩部早已腐爛的癰疽，加速了其膿的迸發。孫可的專橫猜忌，與李定國日漸覺醒的忠義之心及對兄弟義的失，激烈撞，將整個雲貴局勢推向了懸崖邊緣。一場決定西南命運乃至影響整個南明格局的部分裂，已不可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