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元封年間（約西元前110年-前105年），一位風塵僕僕、面容清癯而目炯炯的中年史，來到了故地。他便是司馬遷，時任太史令，正為撰寫一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一家之言”的宏偉史書而遍訪名山大川，蒐羅文古事，勘察歷史現場。
此時的，雖已不再是帝國的政治中心，但依舊是關東重要的文化名城與通樞紐，城闕宮觀的蹟尚存，市井閭里間仍承載著悠遠的歷史記憶。司馬遷此行的目的之一，便是深探訪與那位以合縱之攪天下風雲的縱橫家——蘇秦相關的故跡與尚在流傳的民間記憶。
他行走在略顯蕭瑟卻格局儼然的街巷之間，腳下是歷經數百年磨損的石板路，目拂過那些雖已殘破卻依稀可見往日規制的裡坊牆垣，試圖在腦海中復現兩百多年前，那個出貧寒、名蘇秦的青年，是如何在此地“頭懸梁錐刺”，於困頓落魄中發憤苦讀的景。他特意尋訪了城東據說曾是貧民聚居的舊坊區，又在可能曾是周王室宮殿區域附近的學館址徘徊良久。
在一老宅枝葉扶疏的古槐樹下，司馬遷拜訪了一位鬚髮皆白、神矍鑠的八旬老者。老者自稱祖輩世代居於，對本地舊聞軼事所知甚詳。搖著扇，啜著茶，老者向這位遠道而來的史娓娓道出代代口耳相傳的故事，言語間彷彿親歷：
“太史公垂問蘇秦子啊……老朽時，常聽祖輩言講，其家本在城東陋巷之中，貧甚，僅有薄田數畝，茅屋數椽。蘇秦早歲出遊列國，求說諸侯，數年之間，資用乏絕，形容枯槁，大困而歸。其兄弟嫂妹妻妾，非但無有藉，反皆於背地竊笑之，曰：‘吾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之利以為務。今子棄本業而專事口舌遊說，致此困厄，不亦宜乎！’蘇秦聞之，深自慚愧，更傷悲，乃閉戶不出，盡發其藏書遍觀之，於是得《周書符》之謀，伏案晝夜誦習，倦極睡，則引錐自刺其，流至足，猶不輟也！如此期年，揣既，乃自嘆曰：‘以此說當世之君，豈足致卿相之位哉！’”
老者的話語，將《史記》中那段簡略的記載，賦予了更加生鮮活的細節與飽滿的彩。司馬遷聽得神，微微前傾，不時在隨攜帶的汗青木牘上，用鋒利的小刀刻下關鍵的字句，生怕分毫。
司馬遷進而詢問關於蘇秦佩六國相印、錦還鄉的傳說。老者眼中頓時流出神往與自豪的芒，彷彿那是整個的榮：“都說那六國相印皆是純金所鑄，沉甸甸的，華耀目哩！蘇秦子當年佩著它們，高車駟馬，儀仗煊赫，路過時，連那時名義上的周天子（周顯王）都特遣使臣清掃道路，設帷帳，備酒食，親至郊外勞他呢！至於他家中那些兄嫂妻子，”老者頓了頓，語氣帶著幾分世的譏誚，“嚇得是伏地不敢仰視，匍匐蛇行，以額地，奉食進酒，恭敬無比，哪裡還有半分當年嘲笑譏諷的模樣！” 這些充滿戲劇的細節，雖未必全然信史，卻極大地滿了蘇秦戲劇的人生弧，也折出人冷暖與世態炎涼。
司馬遷還從其他一些市井老者或舊吏後裔口中，聽到了一些更為離奇曲折的傳聞。比如有說法稱蘇秦晚年並非如史載般在齊國遇刺亡，而是功名就之後，看破世，悄然深山修道去了；又或者，他其實早已察秦國必將一統天下的大勢，其倡合縱、佩六國相印，不過是行緩兵之計，為山東六國爭取息之機……這些傳聞，司馬遷以其史家的嚴謹與審慎，並未直接採信正史，但它們無疑加深了他對蘇秦其人多面、複雜以及在後世民間評價中分歧的認識，讓他筆下的形象更加立。
過這次深民間的走訪，司馬遷收集到的，絕不僅僅是冰冷乾癟的年份事件，更是瀰漫在歷史塵埃中的鮮活氣息、真切與集記憶。這些帶著溫度、甚至有些誇張失實卻富含社會心態的第一手口碑材料，與他從《戰國策》、《秦記》等方或半方典籍中梳理出的框架記錄相互印證、補充、辯駁，最終將經過他的考辨取捨、匠心熔鑄，凝聚《史記·蘇秦列傳》中那個有有、機變百出、令人讚歎其才又令人唏噓其遇的傳奇形象。
司馬遷訪蘇秦故地，聞軼事於故老。一位追求信史的偉大史學家，與一位憑口舌左右時代的傳奇縱橫家，越兩百餘年的時空，在這片承載著無數興衰記憶的古老土地上，完了一次依靠文獻與口碑、理智與想象織的無聲對話。這次對話的果，便是為後世留下了一段相對完整、生、深刻，既見事功亦見，既有骨骼亦的不朽歷史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