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疑問，像一枚冰冷堅的核，卡在蛐蛐的嚨裡。它無關的家事紛爭，而是指向一個更終極的荒謬：
父母或許也是懵懂的、被時代和自侷限推著走的普通人。他們生育，可能出於傳宗接代的慣，出於養兒防老的算計，出於社會時鐘的催促，甚或只是一次生理衝的意外。他們未必深思過“生命”的重量，更未必有能力為這個生命的質量負責。
於是，孩子降生了。帶著父母未完的期待、自的脆弱基因、以及降臨在一個時代與家庭的全部偶然，開始了這場名為“活著”的跋涉。對於像蛐蛐這樣，恰好攤上了一副難纏的軀、一個匱乏的家庭、一個高時代的人來說，“活著”的，很可能就是持續的“罪”。
恩？ 向誰恩？恩這讓你夜夜無眠的？恩那些帶給你無盡耗的親子關係？恩這讓你舉步維艱的生存環境？
蛐蛐到一種分裂。理智上，無法真心實意地為這“罪”的底而恩。可與文化慣，又讓因“不恩”而自我譴責。
或許，真正的出路不在於在“恩”與“怨恨”之間二選一。而在於重新釐清“責任”的邊界：
父母的責任，或許不在於給予了“完”或“幸福”的生命（這無人能保證），而在於在賦予生命之後，是否盡己所能地提供了呵護、尊重與支援。 如果這份後天的責任嚴重缺失，那麼子對“養育”本的，自然充滿苦。
而作為子，蛐蛐的課題，可能也不是強迫自己去恩那無法改變的出生，而是如何從“被給予的生命”這個既事實出發，去為自己往後的人生，爭取一點主權、一點意義、哪怕只是一點點“不罪”的息空間。
可以不再糾結於“他們為何生我罪”這個無解之謎。轉而問自己：在這已然“罪”的劇本里，我還能為自己改寫哪些臺詞？哪怕只是把“默默忍”，改“有尊嚴地息”。
這不是對父母的赦免，而是對自己的解放。把目從“為何被生下來”的源頭之痛，轉向“既然已經在這裡，我如何活下去”的當下之問。
這很難。但這或許，是能從這場關於“生育之恩”的巨大倫理困局中，為自己找到的唯一一條細小卻實在的出路——不再為生命的源頭辯護或詛咒，而是嘗試為自己生命旅程中，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認真的守護者。 哪怕這份守護，僅僅是允許自己理直氣壯地說一句：“活著確實很難，這不是我的錯。”
前一晚睡眠非常好！蛐蛐覺好的一天！
然而，注意力總集中不了！
有大師說：胡思想，會招來妖魔鬼怪附。
蛐蛐以前當笑話聽。現在信了。
最近，分明到有東西附在自己上。不是比喻，是真的——一個聲音，像粘在耳上的溼蟲，日日夜夜，反反覆覆，絮叨著同一段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