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是在懸賞通告出去第三天走進派出所的。那天中午，他去鎮上買化，路過公告欄的時候，那張白紙黑字的通告被風吹得翹起一個角，啪啪地響。他本來沒打算看，他識字不多，通告上那些字他認不全，但上面印著的那件深的照片，他見過。他站在公告欄前面，盯著那張照片看了很久。風把他的頭髮吹了，他也沒抬手理一下。旁邊賣的張老闆問他看什麼，他沒回答。他轉過，走了幾步，又折回來，再看一眼那件。然後他走進派出所，對坐在前臺值班的民警說了一句：“我看見過那個人扔東西。”
老王是竹馬河風景區附近的村民，五十多歲，皮曬得黝黑，手上全是裂口，指甲裡嵌著洗不掉的泥。他坐在詢問室裡，屁只沾了半邊椅子，兩隻手擱在膝蓋上，手指叉著，不停地。羅隊長給他倒了杯水，他端起來喝了一口，燙得呲了一下牙，把杯子放下，杯子在桌上轉了一圈，停住了。
“4月11號那天，”老王的聲音不大，帶著濃重的本地口音，“我去河裡撈魚。那天太好，我想著撈幾條回去醃了，過夏的時候吃。”他頓了頓，結上下滾了一下，“我走到那段河面的時候，看見一個人從車上下來，手裡拎著幾個黑袋子，往河邊走。我以為他是來扔垃圾的，沒在意。現在的人，什麼都往河裡扔，沒公德心。”他說著說著，聲音低了下去，“後來我看見他把袋子裡的東西往河裡倒。一塊一塊的，白花花的，掉進水裡，撲通撲通的，濺起水花。我當時還尋思，這扔的是什麼？看著像，又不像。”
羅隊長問他，你看見那個人長什麼樣了嗎？老王搖了搖頭，說離得遠，那人又戴著口罩，穿著雨，看不清臉。羅隊長又問，車是什麼的？老王想了想，說黑的，應該是黑，太反，看不太真切，但肯定是深的。羅隊長把這兩個字記在本子上——黑。老王又說了一句，讓在場所有人都心裡一的話：“我當時還想，要是的話，撿回去餵狗也行，狗不嫌髒。我打電話問我兒子，問他要不要。我兒子說不要，我就沒撿。”他抬起頭，看著羅隊長，眼睛裡有一種說不清的表，像是愧疚，又像是慶幸。“我兒子說不要。我要是撿了，那不就是……”他沒有說下去。
羅隊長問他要了電話號碼，調出了4月11號那天的通話記錄。記錄顯示，當天中午12點38分，老王給兒子打了一個電話，通話時長47秒。這個時間點，了整個案件最重要的錨點，把拋的時間確到了分鐘。老王走了以後，羅隊長坐在詢問室裡，把那47秒的通話記錄看了好幾遍。12點38分，他在河邊看見有人扔東西，然後打電話給兒子。那兇手是什麼時候來的？什麼時候走的？車往哪個方向開了？這些問題，需要監控來回答。
春江市公安局調集了所有能調集的警力，對竹馬河風景區周邊道路的監控錄影展開了地毯式排查。監控室裡並排擺著十幾臺電腦，螢幕上的畫面一幀一幀地跳，從白天跳到黑夜，從黑夜跳到白天。眼睛看花了就滴眼藥水，滴完繼續看。兩天兩夜，沒有人回家，沒有人抱怨，沒有人說累。到了第三天凌晨，一個年輕的技員忽然從椅子上彈起來，喊了一聲：“找到了！”
所有人都圍過去。螢幕上的畫面定格在4月10日下午，風景區北門的一個監控探頭拍到了一輛白現代轎車。畫面不太清晰，但能看出車牌號的前幾位。技員沿著這輛車的行駛軌跡，一個監控一個監控地往後追，追到案發當天4月11日中午，追到竹馬河邊的那個路口。11點47分，白現代轎車出現在畫面裡，從北向南行駛，拐進了一條通往河邊的小路。12點51分，它從小路出來，原路返回，消失在南邊的車流裡。老王看見拋的時間是12點38分左右，完全吻合。車不是黑的，是白的。老王看錯了，但他沒有看錯別的。
秦川站在監控室的螢幕前面，看著那輛白現代轎車的畫面被一幀一幀地放大。車牌號在技員的理下逐漸清晰起來，最後定格在螢幕上——春A·7K869。他盯著那串數字，在心裡默唸了一遍。車是租來的。技員查到了租賃公司的記錄，租車人張志遠，男，西十一歲，春江市本地人。秦川轉過，對柳庶說了一句：“查他。”
柳庶拿起電話，撥了號。電話那頭響了幾聲，接通了。對方的聲音很客氣，說是張志遠的妻子，張志遠出差了，不在家。柳庶問張志遠什麼時候走的，說西月十號，去外地談生意，還沒回來。柳庶又問，你最後一次跟他聯絡是什麼時候？說西月十一號中午，他打電話說到了，之後就沒再聯絡過。柳庶掛了電話，看著秦川。西月十號租車，西月十一號中午出現在拋現場，然後失聯。時間線對得上，一切都對得上。
窗外的天快亮了，灰濛濛的從窗簾隙裡進來，落在那些亮著的電腦螢幕上，把那些一幀一幀的畫面映得發白。監控室裡有人打了一個哈欠，聲音不大，但在安靜的房間裡顯得很響。技員們又開始工作了，鼠點選的聲音此起彼伏，像雨打在玻璃上，麻麻的，沒有停的意思。那輛白現代轎車的畫面還定格在螢幕上，車牌號清清楚楚，每一個數字都像釘子一樣釘在那裡，等著什麼人來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