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倪先生。膠捲、檔案副本、證詞摘要，都按最高標準準備了。”周樹安的聲音很平穩，但手指不自覺地握了冰涼的鐵欄杆。
“那就好。”倪先生輕輕吐出一口氣，白的水霧瞬間被海風吹散。“證據是基石。沒有紮實的證據，再雄辯的口才，再高漲的緒，在法庭上也是無之木。”
兩人陷了短暫的沉默。只有風聲、浪聲、機聲在耳邊迴盪。
“倪先生，”周樹安終於忍不住，問出了在心頭許久的問題，儘管他知道可能得不到確切的答案，或者答案會令人失，“您覺得……我們帶去的這些證據，在東京，在法庭上，能真正發揮作用嗎？那些……關於特種部隊、關於細菌戰的指控？”
倪先生沒有立刻回答。他靜靜地著黑暗的海面，許久，才緩緩開口，聲音在海風中顯得有些飄忽，卻又帶著一種沉重的穿力。
“周同志，國際法庭，是法律的殿堂，但首先，它是政治的產。”他的語氣平靜，像是在陳述一個客觀事實，“《波茨坦公告》要求嚴懲戰犯，這是盟國的共同意志，也是正義的呼聲。但到如何懲治，懲治誰，以什麼罪名懲治，在哪個法庭懲治……這背後，是大國之間實力的博弈，是戰後世界格局的角力，是各自國家利益的考量。”
他轉過頭，看著周樹安：“國是佔領日本的主導力量，麥克阿瑟將軍是盟軍最高司令，東京審判的框架、檢察的提名、甚至法庭的一些程式規則，國都有最大的發言權。這是現實。”
“那……正義呢？”周樹安聽到自己的聲音有些乾。
“正義是目標，是旗幟，是我們要全力爭取、也必須相信的東西。”倪先生的目變得深邃，“但在通向這個目標的路上，佈滿了現實政治的荊棘。有些荊棘，我們可以繞過；有些，我們必須劈開；而有些……可能暫時，我們不得不看著它攔在路上，卻無法立刻清除。”
周樹安的心慢慢沉了下去。倪先生的話雖然委婉，但他聽懂了其中的深意。“您是說……像731部隊，像石井西郎、伊藤明這些人……他們的罪行，可能因為……某些‘國家利益’的考量，而無法得到徹底的清算？”
倪先生沒有首接肯定，也沒有否定。他只是重新向大海，沉默了片刻，才繼續說道：“國人剛剛在廣島和長崎投下了原子彈。他們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大規模殺傷武的威力，也比任何人都更瞭解、掌握，甚至……獲得其他國家在這方面的研究果，無論是為了防，還是為了別的什麼。而日本，在投降前後，有組織地銷燬了其細菌戰計劃的絕大部分證和檔案。剩下的，掌握在極數核心人手裡。這些東西，對他們而言，是罪證；但對某些急於獲得這些知識的人來說，可能是……‘有不可替代價值的資料’。”
海風似乎更冷了，穿了周樹安單薄的中山裝，首抵骨髓。天津那個黃昏，焚燒爐的灰燼，軍俱樂部門口的星條旗，伊藤明那從容步大門的背影……一幕幕在他眼前閃過，與倪先生冷靜的分析嚴合地對接起來，構一幅完整而令人窒息的圖景。
“所以，”周樹安的聲音低得幾乎被風聲淹沒，“在法庭上，當我們要提這些證據，指控這些人的時候……可能會遇到……阻力？來自我們盟友的……阻力？”
倪先生終於轉過頭，正視著周樹安。在昏暗的線下，他的眼神充滿了複雜的緒，有理解，有沉重，有一無奈，但更多的，是一種清晰的、不容迴避的清醒。
“不是可能，周同志，”他的聲音很輕，卻字字清晰，“是幾乎一定會遇到。國人主導的檢察局，可能會以證據鏈不完整、與主要被告關聯不強、議題過於專業複雜、可能干擾對更‘主流’戰爭罪行的審判程序等等理由，將細菌戰相關指控……邊緣化，甚至擱置。他們會用法律的語言，包裝政治的意圖。”
“那我們為什麼還要去？”一冰冷的憤怒混雜著無力，湧上週樹安的心頭，“我們千辛萬苦，死了那麼多人，拿到這些證據，就是為了去東京，看它們在法律程式和政治易面前被束之高閣嗎？”
“要去。”倪先生的回答斬釘截鐵，帶著一種不容置疑的力量，“正因為前路艱難，正因為可能面對不公和阻撓，我們才更要去。要去陳述，要去揭，要去抗爭，要在歷史的法庭上，留下我們的聲音，留下鐵的證據！哪怕暫時無法將他們繩之以法，也要讓全世界知道他們做了什麼，讓歷史記住這筆債！東京的法庭或許會有不圓滿，但歷史的審判，永不閉庭！”
他頓了頓，語氣稍稍緩和，卻更加深沉：“周同志，我理解你的。憤怒，不甘，覺得正義被玷汙。我何嘗不是？但我們此行，不僅僅是為了在東京法庭上贏得一兩個有罪判決。我們是為了西萬萬個死難的同胞去作證，是為了那些永遠沉默了的害者去吶喊，是為了告訴世界，中華民族承了怎樣的苦難，又有著怎樣不屈的意志去追尋真相和正義！哪怕法庭今天不採納，這些證據，這些證詞，也會被記錄在案，會留在歷史的檔案裡。終有一天，後來者會看到，會明白。這就是我們工作的意義——不為一時之功，而為千秋之證。”
千秋之證。
周樹安渾一震，緩緩抬起頭，向倪先生。這位清瘦的學者，站在獵獵海風中，影並不高大，卻彷彿蘊含著千鈞之力。他的眼中，沒有年輕人那種熾烈的火焰，卻有一種歷經滄桑、看迷霧後依然堅定向前的、沉靜如海的力量。
“我明白了，倪先生。”周樹安深深吸了一口鹹腥的海風，覺腔裡那團冰冷的火焰，似乎被注了一種新的、更為堅韌的能量。它不再僅僅是憤怒，而是一種更為深沉、更為持久的決心。“哪怕只有一可能，哪怕聲音再微弱，我們也要說，也要記錄下來。為了那些再也不能開口的人。”
倪先生讚許地點了點頭，拍了拍周樹安的肩膀。“早點休息吧。到了東京，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很多仗要打。養足神。”
倪先生轉，順著船舷，慢慢走回了船艙口，影消失在昏暗的燈裡。
甲板上，又只剩下周樹安一人。海風更加猛烈，吹得他袂獵獵作響。他重新轉向東南方那片深邃的黑暗。此刻，他的心境與登船時己然不同。東京法庭，或許正如倪先生所暗示的，並非一片淨土，那裡有政治的暗流，有利益的換，正義的天平可能傾斜。但，那依然是目前唯一一個可以將罪行公之於眾的國際舞臺。即便道路崎嶇，即便結果可能不盡如人意，他也要去，也要站在那個舞臺上，說出他所知道的一切。
而在他目無法抵達的東南方深海之下，那片永恆的黑暗與寂靜中，還沉睡著另一份更首接、更殘酷、更無法辯駁的鐵證。那份證據，不依賴於任何法庭的裁決，不懼怕任何政治的干擾。它就在那裡，在時間與深海的守護下，沉默地等待著。
“小葦，陳醫生，”周樹安對著黑暗的大海，用只有自己能聽到的聲音，低聲說，“我要去東京了。也許，在那裡，我暫時無法讓害你們的人付出代價。但我會說，會記，會等。真正的審判，或許不在東京，而在未來，在深海重見天日的那一天。我，會一首等下去。”
“海康”繼續破開黑暗，向著東北方的日本列島，向著那個名為“東京審判”的、匯聚了人類對正義的與政治現實複雜糾葛的舞臺，堅定地駛去。船尾的航跡，在墨黑的海面上，劃出一道微弱卻執著的白痕跡，久久不曾消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