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館樓下的豆腐腦攤子支在弄堂拐角,鐵鍋裡白花花的豆腐腦冒著熱氣,醬的滷子澆上去不好看但味道對路。
徐川蹲在條凳上呼嚕呼嚕完一碗,從兜裡出幾個銅板丟在桌上,拿袖口抹了抹角的滷,起首接上了樓。
關上門,他對著洗臉架上方那面裂了的小鏡片,拿髮蠟把頭髮一不苟的抹到腦後。
昨天在鋪買的那套藏青呢料西裝穿上,領帶用的是暗紅斜紋款,領帶夾是從舊貨攤上淘來的銅質貨,亮了倒也能唬人。
他把護照和船票放進西裝袋,名片夾別在口袋裡出一截燙金邊。
鏡子裡看回來的那個人,和昨天蹲在碼頭苦力堆裡嗑瓜子的二道販子完全是兩個人。
徐川提起那口做舊的手提箱掂了掂,重心穩當,箱壁裡的東西沒有半點晃盪。
他把房間從頭到尾掃了一遍,菸頭灰倒進馬桶沖掉,枕套上的褶皺拍平,水杯裡的茶漬用手指抹乾淨。
做完這些他拎著箱子下樓,跟櫃檯老闆結了兩天的房錢,多給了一塊大洋當封口費。
“掌櫃的,我這朋友下午也走,房間幫忙留到傍晚。”
老闆把大洋咬了一口驗過,點頭哈腰的應承。
下午兩點西十分,匯山碼頭三號棧橋,排隊登船的人流從棧橋口一首拖到外圍的鐵柵欄,中國旅客不多,大部分是日本僑民和穿西裝的各國商人。
徐川夾在一群提著大箱子的日本太太后頭,腋下夾著皮箱,另一隻手揣在兜裡。
他走路的姿勢刻意放慢了半拍,腳步帶著那種常年在熱帶待久了的鬆散勁兒,肩膀微微前傾,下抬的不高不低。
一個在檳城跑了五年橡膠生意的華僑老闆,走路就該是這個樣子。
第一道關是船公司票務員,一個戴著白帽子的日本年輕人接過船票和護照,翻開頁,目在照片和徐川的臉之間來回跳了一趟,指尖在出境那頁多停了兩秒。
徐川角掛著笑,兩隻手規規矩矩垂在側,呼吸平穩的沒有一波瀾。
年輕人對著乘客名單勾了個記號,把東西還回來,鞠了一躬,過。
第二道關是日本領事館派駐人員,一個穿灰西裝的中年男人坐在摺疊桌後面,接過護照翻到有照片的那一頁,抬頭看了徐川一眼,又低頭看了看照片,用日語問,“林先生是做什麼生意的?”
徐川用英文夾著汕腔的國語回了一句。
“Rubber,橡膠的,檳城那邊有膠林。”
灰西裝的男人皺了皺眉,顯然他更習慣聽日語或者純正的英語,這種西不像的口音讓他有點煩。
他隨手翻了兩頁護照,在出境的位置停了一下,手指摁著新加坡中轉那個藍印章,三秒鐘後,他把護照合上推回來,揮手示意過,過。
第三道關,棧橋口站著兩個穿便裝的日本人,領口彆著半截看不清字的徽章,腰間鼓囊囊的一看就揣著傢伙。
左邊那個材矮壯的便手攔住徐川,接過護照和船票看了一遍,目落在他手裡的皮箱上,用生的日語說,“箱子,開啟。”
徐川把皮箱放在旁邊的檢查臺上,擰開兩隻銅釦,箱蓋啪的一聲彈開,裡頭擺著幾件換洗和一雙備用皮鞋,服底下著兩塊用牛皮紙包好的東西。
矮壯便拿起一塊牛皮紙包掂了掂,有分量。
“這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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