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悅瑤第一次跟人說要買浦東的地，是在和平飯店的咖啡廳裡。對面坐著一個做外貿的上海朋友，姓周，戴著金眼鏡，手裡夾著一支中華煙，聽說完，煙差點沒夾住。
“儂腦子瓦特啦？”周先生把煙掐滅，湊過來，一臉不可思議，“浦東？儂曉得浦東是啥地方伐？那是鄉下頭！農田！爛泥渡路！儂走過去一腳黃泥，管捲到膝蓋頭！阿拉上海寧講，寧要浦西一張床，勿要浦東一間房。儂倒好，鈔票多了沒地方用是伐？”
何悅瑤端起咖啡，慢悠悠地喝了一口，沒接話。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間房——這句話聽了無數遍了，耳朵都要起繭子了。可心裡比誰都清楚，再過幾十年，多人要為自己當年瞧不上浦東後悔得捶頓足。
何悅瑤在浦東買地，本沒用自己出面。在香港的殼公司早就註冊好了，悅達投資，名字起得響亮。
公司註冊下來那天，順便在灣仔租了一間小辦公室，僱了一個本地小姑娘接電話，一個月幾千港幣。
香港人做事講究排場，又託中介弄了一套像樣的公司資料，印了名片，連信封上都燙了金。這些花不了幾個錢，可在浦東那些開發公司的人眼裡，這就是實力的象徵。
九一年秋天，派了一個團隊去浦東。團隊裡有香港的律師、上海的中間人、還有兩個會說上海話的本地人。沒去，坐在香港的辦公室裡等訊息。團隊的任務很簡單——把所有能買的地，都買下來。
悅達投資在浦東一口氣拿了好幾塊地。訊息傳到開發公司那邊，王副總坐不住了。
地賣出去是好事，可這麼大的客戶，他連正主的面都沒見過，心裡不踏實。
他輾轉託人遞了話，想請何士吃頓飯。何悅瑤想了想，也該個面了，約了個時間，在和平飯店。
那天下午，和平飯店門口停著兩輛黑的車。打頭的是賓士S600，方頭方腦，車頭立著三叉星標，車牌是黑牌，滬A打頭。
後面跟的是凱迪拉克伍德，加長版，五米七的車，從車門到後的距離長得能躺下一個人。
兩輛車熄了火，停在飯店門口，安安靜靜的，可那份氣勢，比開過來的時候還人。
九十年代初的上海，馬路上跑的最好的車是桑塔納，二十萬一輛。這兩輛車加起來夠買十幾輛桑塔納，把和平飯店門口那條路都撐寬了。
司機先下車，西裝領帶白手套。他繞到後面拉開賓士後座的車門，何悅瑤從車裡出來。
一剪裁考究的黑套裝，面料看著就不一般，頭髮盤得一不苟，手裡挎著一隻馬仕的包，腳上是一雙黑的高跟鞋，鞋跟敲在大理石地面上，篤篤篤，不不慢，節奏像節拍。
從香港置地廣場帶回來的行頭，今天算是派上了用場。
王副總在大堂裡等，過旋轉門看見這一幕，手裡的茶杯差點沒端穩。“儂看看，儂看看。”
他低聲音對邊的小周說，“黑牌照，賓士，加長凱迪拉克，格個派頭，嘖嘖嘖。”
小周著脖子往外看，吸了口涼氣：“王總，格個何士，啥個來頭啊？”王副總沒回答。他不知道來頭，但他知道，來頭不小。
何悅瑤走進大堂，王副總迎上去，腰不自覺地彎了半分。
“何士，歡迎歡迎，儂好儂好。”何悅瑤跟他握了手，說王總你好，久仰。普通話說得很標準，不帶港腔，也不帶任何地方口音，聽不出是哪裡人。
這種做派，在上海人眼裡，比說粵語還有分量。說不出你是哪裡人，你才是真的大戶。
王副總一邊引路一邊打量。派頭足，不是那種撐出來的足，是從骨子裡出來的。
這種人，要麼家裡有底子，要麼見過大世面。不管哪一種，都不是他能怠慢的。
包間在八樓，窗外就是外灘。何悅瑤走到窗前，往外看了一眼。黃浦江對面的浦東還是一片農田，灰撲撲的。
沒有多看，轉落座，作從容。王副總親自斟茶。他在心裡琢磨了好幾天，想了一肚子話，可面對面坐下，那些話一句都說不出來了。
對方的氣場擺在那裡，那些試探的話問出來，顯得小家子氣。何悅瑤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不急不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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