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七點半，鄭耀先換了一行頭出了門，
不穿西裝了，換了一件灰撲撲的棉布長衫，頭上扣了一頂舊氈帽，腳上是雙半新不舊的布鞋。這打扮在上海灘的弄堂裡隨可見，放進人堆裡轉兩圈就找不著了。
他沒走正門，從區部後院翻牆出去，落在隔壁弄堂裡。弄堂窄得只能過一輛黃包車，兩邊的晾竿上掛著花花綠綠的服和被單，滴滴答答地往下淌水。
他先去了霞飛路上一家白俄開的酒吧，站在吧檯邊喝了半杯伏特加，跟老闆又聊了幾句買不買得到烏克蘭的黑麵包之類的廢話。喝完出來，沿著弄堂鑽了兩個彎，在一家理髮店門口站了三分鐘，從鏡子裡觀察後有沒有跟著的人，
沒有，
但他不急。反跟蹤這種事，不能只查一遍。他師父說過，真正的尾不會跟在你後三十米，而是在一百米開外的平行弄堂裡蹲著，你拐彎他也拐彎，你停他也停，像兩條永不相的鐵軌。要用“窗戶”和“鏡子”去找，不能回頭。
他又拐進了一家茶館，在樓上靠窗的位置坐了一刻鐘，要了壺碎銀子。窗戶對著馬路，能看到下面的行人和車輛。他假裝看報紙，實際上眼睛一首在掃馬路兩邊的門臉。街對面有個賣香菸的擺攤，擺攤後面站著個穿著棉袍的男人，圈短微胖，手裡拿著一張報紙在翻。鄭耀先看了他三分鐘，那個人的報紙從頭到尾沒翻過一頁。
待定，
又過了五分鐘，那個穿棉袍的“口報人”把報紙塞進口袋裡，買了包前門的煙，慢步走了。走的方向是向西，跟鄭耀先的目的地完全相反，不是跟蹤者，只是個等人的閒漢。
鄭耀先放下了心。他結了賬從茶館後門出來，在一條黑漆漆的巷子裡快步走了兩百來米，繞到了南京路上的大明大戲院後面。
戲院後巷是上海最的地方之一。垃圾桶旁邊蹲著賭骰子的癟三，牆下靠著打瞌睡的車伕，偶爾有兩個穿旗袍的人從後門裡鑽出來，一路小跑著進了不遠的舞廳。空氣裡混著煤油燈的焦味、油鍋的煙味和不知從哪兒飄來的一子溼的黴味。
後巷盡頭有一家只有兩張桌子的小麵館。老闆是個湖北人，五十來歲，瘸了一條，整天悶頭煮麵不太講話。麵館牆上著一張發黃的選單，只有三樣：蔥油麵、春麵和大排面。
鄭耀先走進去，在靠裡的那張桌子坐了下來。
“春麵，多放醋。”
裡面那張桌子上己經坐了一個人。
穿著一件深藍的土布裳，頭髮拿一黑的布條紮在腦後，指甲裡有洗不掉的墨漬。面前放著一碗快要見底的蔥油麵和一碟鹹蘿蔔乾。
程真兒。
沒有抬頭看鄭耀先，也沒有任何招呼。兩個人就像兩個互不相識的食客，各自坐在不到三尺遠的位置上，誰也不看誰一眼。
鄭耀先餘掃了一眼。半個月沒見，瘦了一些，臉上的不如上次見面時那麼好看。手指頭的墨漬比以前重了，說明這段時間拄寫報的工作量很大。他心裡了一下，但臉上什麼都沒顯。
面端上來了。鄭耀先用筷子拌了拌，低頭吃了兩口，
然後他用很低的聲音說了一句話，低到只有面前這張桌子的距離能聽清。
“魚乾了。”
三個字。意思是：薛平的事結了，名單沒有落任何一方手中。
程真兒夾起一鹹蘿蔔條放進裡嚼了嚼。
“嗯。”
一個字。意思是：收到了，我己將況上報，上面很滿意。
鄭耀先又吃了兩口面。
“最近有沒有人在黑市上收大功率的電臺零件？不是普通的，是那種只有通訊站級別才用得上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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