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藤的作比梟預想的要快得多。
他到上海的第三天，就己經在太湖水產行對面的一條弄堂裡租下了一間鋪面。鋪面很小，門口掛了一塊“關東干貨行”的招牌，賣的是東北產的木耳、榛蘑和黃花菜。鋪子裡擺了幾筐樣品貨，看上去就是一個剛到上海討生活的小本買賣人。
經營這間鋪子的是兩個東北口音的年輕人。一個姓金，一個姓樸，都是朝鮮族面孔。他們穿著舊棉襖，說話嗓門大，見人就笑，逢人就遞一把瓜子，看上去熱得像是剛從鄉下進城的莊稼人，
但他們的眼睛不是莊稼人的眼睛。
他們的眼睛像是兩臺不停運轉的照相機，把太湖水產行門前的每一個細節都拍了下來。
誰來了，什麼時候來的，穿什麼服，提了什麼東西，待了多長時間，從哪個方向來的，又從哪個方向走的。所有這些資訊都被記錄在一個看上去像是進貨賬本的小冊子裡，每天晚上打烊以後，由金某人親自送到武藤手上。
武藤自己也沒有閒著。
他沒有住在特高課的安全屋裡，而是在蘇州河北岸的一家日本人開的旅館裡租了一個房間。房間在二樓靠窗的位置，窗戶正好對著蘇州河。他在窗臺上架了一臺德國產的蔡司遠鏡，每天下午兩點到五點，他就坐在窗前，一邊喝茶一邊觀察河面上來來往往的船隻。
他的桌上放著一本厚厚的筆記本，每一頁都被他用鉛筆畫了表格。表格的列標題寫得極其細緻：日期、時間、船型、船號、吃水深度、航向、甲板貨、船員人數、停靠碼頭、卸貨時長。每一個經過的船隻都被他一不苟地記錄在案，
這種活兒枯燥得要死。普通人坐在窗前看一個下午的船，恐怕會瘋，但武藤不會。他曾經在奉天的一棟公寓樓裡連續蹲守了西十七天，就為了確認一個蘇聯外信使的通勤時間規律。西十七天，他是沒有離開那棟樓半步。
耐心是他最可怕的武。
太湖水產行的運貨船每隔三天出港一次。一條木殼的小駁船，甲板上堆著用草蓆蓋住的貨。船上通常只有兩個人，一個年紀大的撐船，一個年輕的負責搬貨。
武藤注意到了一個細節。
駁船滿載的時候，吃水線在船舷上的第三道紅漆標記。卸完魚貨返程的時候，吃水線應該回升到第一道標記，但有兩次，他觀察到駁船在卸完了明面上的魚貨以後，吃水線依然停在第二道標記附近。
這意味著船上還有其他的重沒有卸下來。
武藤把這個發現記在了筆記本上。他在吃水線的資料旁邊畫了一個小小的問號。
第五天的下午，更有價值的報來了。
金某人在關東干貨行的後院裡發現了太湖水產行扔出來的一袋垃圾。垃圾袋被丟在了弄堂口的一個公用垃圾桶裡，和其他鋪子的垃圾混在了一起。
金某人趁著天黑把垃圾袋拎了回來。他戴上手套，在後院的燈下一件一件地翻檢。垃圾裡大部分是魚鱗、爛菜葉和破舊的草繩，但在最底層，他發現了三塊碎玻璃。
碎玻璃是深棕的。上面殘留著一小片標籤紙，標籤紙上印著幾個英文字母。
金某人把碎玻璃裝在了一個紙袋子裡，當晚就送到了武藤手上。
武藤用放大鏡看了看那幾個英文字母。
P-E-N-I-C-I-L-L-I-N.
盤尼西林。
他把放大鏡放下，靠在椅背上，角勾了一下。那個弧度很小，冷得像是深秋的霜。
“姚三七先生，”他輕聲說了一句，像是在跟一個不在場的人對話，“你的鋪子賣的可不只是魚啊。”
與此同時，在特務上海區的電訊室裡，鄭耀先己經連續三個晚上在這裡熬夜了。
電訊室在辦公樓的三層，是一間不到三十平方的封房間。牆上釘著厚厚的隔音氈，窗戶被木板從裡面封死了。屋子中間擺著三臺大型無線電收發機和一臺碼破譯用的打字機。兩個電訊員班值守，二十西小時不間斷地監聽上海地區所有己知的無線電頻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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