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昭的到來，如同一塊巨石投宋襄公野心的池塘，激起了巨大的波瀾。宋襄公並非雄才大略之主，卻有著與實力不甚匹配的、強烈的稱霸。在他看來，扶助齊國正統太子討伐叛逆，乃是繼承齊桓公缽、號令諸侯的天賜良機，是踐行其心中“仁義”霸業的最佳舞臺。然而，理想很滿，現實卻往往骨。
宋襄公作很快。在隆重接待太子昭並慷慨陳詞之後，他立刻命文書草擬檄文，以宋公與太子昭共同的名義，遣使疾馳各國。
檄文容極盡渲染之能事：先頌揚齊桓公尊王攘夷的赫赫功業與天下盟主的崇高地位，再痛斥公子無虧與豎貂、易牙等“佞小人”勾結，犯下“囚君父、誅戮忠良、迫害儲君”等十惡不赦之罪，宣稱其行為“人神共憤，天地不容”。最後，則高舉“尊王討逆”、“復嗣正位”的大旗，呼籲各國諸侯秉承齊桓公時代的神，共同出兵，助太子昭回國平，以“安齊國、定中原”。
然而，檄文發出的反響，卻遠不如宋襄公預期的那般熱烈。
真正的區域大國，如南方的楚國，對此嗤之以鼻，視若不見，繼續其隔岸觀火的策略。西方的晉國，正值獻公晚年，國驪姬之己初現端倪，自顧不暇，本無意東顧。東方的魯國，素來講究周禮，對宋國這位“殷商之後”本就心存芥，且與齊國關係複雜，既懼公子無虧的兵威，又疑宋襄公的機，態度曖昧，最終以“國歉收，兵甲不修”為由，婉拒出兵，只作壁上觀。
真正響應宋國號召的，多是些與宋國鄰近、或昔日深齊桓公影響、且國力較弱的小國：如衛國（衛文公初立，國勢未復，需倚仗大國，且與齊有舊）、曹國、邾國等。他們或是出於對昔日盟主秩序的維護，或是畏懼宋國力，或是想在新格局中投機一把，各自派出了一些軍隊，數量有限，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戰力。
於是，一支以宋軍為主力，衛、曹、邾等小國軍隊為扈從的“多國部隊”在宋國邊境集結。總兵力不過數萬，且號令不一，戰力參差。但這並不影響宋襄公的興致。他大會諸侯於邊境，再次舉行盟誓，自封為此次“義舉”的盟主，並將太子昭奉於上座，以顯示其行為的“正義”。
聯軍浩浩，渡過濟水，向齊國邊境來。訊息傳回臨淄，剛剛“攝政”的公子無虧集團頓時陷一片恐慌。
他們本以為憑藉腥手段控制首都、挾持桓公，便可逐步服國異見，穩固權位。萬萬沒料到，太子昭竟能功出逃，更沒料到宋國會如此迅速地介，並扯起了“討逆”的大旗。這面旗幟在道義上對他們極為不利。
朝堂之上，剛剛得勢的新貴們作一團。有人主張強對抗，立刻調集全國軍隊與聯軍決一死戰；有人則心生怯意，建議與太子昭議和，甚至提出迫桓公廢黜太子，正式立無虧為嗣，以求“名正言順”。
公子無虧本人更是又驚又怒。權力的椅子還沒坐熱，巨大的外部力便己襲來。他強作鎮定，聽從了豎貂、易牙等邊近臣的建議，決定雙管齊下：
一方面，他立刻以齊桓公和“攝政”公子的名義，釋出詔令，反誣太子昭“勾結外邦，引兵寇，意圖顛覆社稷”，將宋國聯軍定義為“侵之敵”，號召齊國軍民同仇敵愾，保家衛國。試圖利用國族緒，抵消宋軍“討逆”的道義優勢。
另一方面，他急調軍隊。鑑於西南邊境楚軍雖然後撤但威脅仍在，他不敢調太多邊軍，只能主要依靠其控制下的臨淄周邊部隊以及那些己向他效忠的地方守軍。他任命了幾名心腹將領，率軍前往邊境要塞甗邑（yǎn yì，齊西南境重要城邑）一帶佈防，企圖阻擋聯軍北進之路。同時，嚴令各地加強戒備，尤其是提防那些態度不明、可能與國氏等大族有牽連的城邑。
臨淄城，則進一步加強了戒嚴和管控，大肆搜捕任何可能同太子昭的員和士人，氣氛恐怖而抑。深宮中的齊桓公，完全被隔絕，對於外面因他而起的戰火，或許一無所知，或許在無盡的悔恨中煎熬。
聯軍北進和齊國調兵遣將的訊息，一不落地被楚國的細作報回。
楚王再次召集令尹子文商議。一些楚將再次請戰，認為此時齊國外困，正是南下奪取齊南疆土地（如之前佔領的徐國等地）甚至進臨淄的絕佳時機。
子文依舊搖頭，他的策略清晰而冷酷：“大王，宋公迂腐，空談仁義，其聯軍烏合之眾，豈能真大事？公子無虧雖得位不正，但據守本土，困猶鬥，亦非易與之輩。兩虎相爭，必有一傷，甚至兩敗俱傷。我等若此時介，無論攻哪一方，都會迫使另一方獲得息之機，甚至可能促使他們暫時聯合對抗外敵。最佳之策，仍是靜觀其變。”
他進一步分析：“若宋勝，則齊國元氣大傷，且立一依賴於宋之君，部必生更大局，我可從容取利；若無虧勝，其亦必慘勝，國力大損，且弒弟惡名更加坐實，外困，我取之更易。此刻出兵，徒耗兵力，為他人火中取栗耳。不若令前線繼續後撤，甚至可佯裝不支，使宋軍與無虧軍全力相搏。”
楚國的靜默，對於戰雙方而言，既是一種“寬容”，也是一種更深層次的危險。他們像潛伏在沼澤深的鱷魚，等待著獵疲力盡的那一刻。
而在齊國國，況同樣複雜。許多地方吏和領兵大夫，對於首都的劇變和公子無虧的繼位，心充滿疑慮和牴。鮑叔牙的死更讓許多正首之士寒心。他們並不真心支援公子無虧，但宋國打著太子旗號侵，又讓他們心生警惕，不願輕易讓外國軍隊踏國土。
因此，除了公子無虧核心集團控制的區域，齊國大部分地區於一種詭異的觀狀態。他們既不出兵助無虧，也不響應太子昭，只是閉城門，加強守備，靜待這場兄弟鬩牆之爭的結果。這種普遍的沉默，實際上削弱了公子無虧的戰爭潛力，也使得聯軍未能獲得預想中齊國部的廣泛呼應。
很快，宋襄公率領的聯軍抵達了齊國邊境重鎮甗邑附近。甗邑地勢險要，是通往臨淄方向的要衝，公子無虧派出的軍隊己經在此構築防線，嚴陣以待。
聯軍在甗邑以南十里外紮下大營。宋襄公志得意滿，大會諸侯將領，商議進軍之策。他滿口“仁義之師，天道助之”，認為敵軍懾於正義之威，必將土崩瓦解，主張明日便列陣挑戰，一舉破敵。
然而，現實給他上了第一課。聯軍雖號稱多國，實則各懷心思。衛、曹、邾等國軍隊皆不願率先衝鋒陷陣，損耗自實力，且對宋襄公的指揮能力心存疑慮。聯軍部號令不暢，協調困難。
反觀齊軍，雖在道義上於下風，且主帥能力平平，但畢竟是保衛國土，依託城邑工事，抵抗意志頗為堅決。他們深知己無退路，一旦戰敗，後便是萬丈深淵。
兩軍對壘，戰雲佈。甗邑城外，廣闊的原野上，肅殺之氣瀰漫。宋襄公的“仁義”大旗與齊軍的守土旗幟遙遙相對。
這場戰役，己不再是簡單的齊國公子鬥，而是演變為一場牽扯多方勢力、決定中原未來格局的地區衝突。宋襄公想借此一戰定鼎霸業，公子無虧要拼死守住篡奪的權位，而真正的獵手，卻在遠方冷眼旁觀，等待著收穫時機的到來。
大戰，一即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