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元輔》第1404章 剛與柔(1)

作者:雲無風·2025-06-08

“鄭皇貴妃?”

申時行還只是七分詫異三分疑,王錫爵卻忍不住反問了一聲,然後哈哈笑道:“看不出張公竟有這般三寸不爛之舌,可以說鄭皇貴妃支援皇長子正位東宮?端的是了不得啊,失敬,失敬。”

毫無疑問,王錫爵自然不是真的“失敬”,因為他的語氣依舊帶著嘲諷,這番話也顯然是在說反話。

張誠果然笑容一僵,稍稍沉下臉:“王閣老,咱家是很有誠意地來說這件事。恕咱家直言,皇貴妃娘娘能不能將皇三子送東宮,於這輩子的榮華富貴有影響麼?甚至就算皇三子本人,將來哪怕做不得太子,至也是一國藩王,差也差不到哪去。”

“可是,二位閣老如今對高司徒乃至實學一派可有什麼辦法制?咱家雖然讀書不多,也知道這場如戰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既然心學不住實學,那必然就只有實學來心學了……到時候,天底下這許多心學員回頭一看,說我心學何以落到這般田地,最後會把責任算到誰頭上?”

張誠這番話說得還真是優哉遊哉,畢竟這賬怎麼算也不可能算到他頭上去。心學員最後要罵也只會罵申時行智、王錫爵無能,斷然不會有他張秉筆什麼責任。

此時申時行果然聽得有些皺眉,而王錫爵卻面如常,淡淡地道:“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張誠還真沒料到王錫爵會是這個反應,當下也有些木然。

說起來,張誠對於政治的理解還是太淺了一些,更加不明白不同的閣臣在面對這些事的時候,其實也有不同的考量。張誠沒有想過這些問題,倒是高務實很早以前就審慎思考過,那些思考也是他如今為風格的依據。

高務實曾經思考,自明中期以降,多次發生群臣與皇帝存在嚴重政見分歧的形,如武宗南巡、大禮議、國本之爭等。閣臣劉健、楊廷和、王家屏引導群臣犯直諫,他們的氣節在當時即被很多士人推崇,後世評說亦不吝褒揚之辭。

而在注意到那些與君主激烈抗爭的閣臣的同時,他也注意到與劉健同時代之李東,與楊廷和同時代之費宏、楊一清,與王家屏同時代之申時行、王錫爵等人。總來看,這些人雖有諫諍之舉,然態度較為和緩,主於調護。

當時高務實就仔細推敲過一番,李東諸人的行為取向在何種意義上與劉健,或者說與明代士大夫群較為激烈的抗爭行為相異,這其間有無原則?明人又如何評價閣臣此類行為取向,閣臣又以何種理路對己、對人代其行為的合理?乃至於將此種行為取向置於明代政治經歷的脈絡中審察,有無政治角層面的特殊含義?

早在他還是太子伴讀的時候,他就覺得有必要弄清這些問題,因為這不僅有助於重新認識李東諸人行為取向的涵,還將對明代政治生態的複雜有更為深刻的理解。而這也是他自己“將來”生存在大明場的依憑。

在有明一朝的君臣衝突中,如大禮議、國本之爭,士大夫群往往連番上疏,要求皇帝採納建議,又以“乞休”、“伏闕”等各種方式向皇帝施加力。與之相對,皇帝則多采取廷杖、貶黜等方式打群臣的抗爭,君臣衝突狀激烈。

正德元年八月,閣臣劉健、謝遷、李東疏諫武宗誅殺侍馬永等人,勸導武宗理政,武宗不聽。吏部尚書韓文率群臣“伏闕”哭諫,武宗藉故廷杖“伏闕”諸臣。劉健、謝遷乞休,武宗不留,又“以事革韓文職,而杖責請留健、遷者給事中呂翀、劉菃及南京給事中戴銑等六人,史薄彥徽等十五人”。

在這種況下,李東雖亦疏言乞休,但武宗不允,遂留任為首輔。武宗去世後,世宗由外藩繼位,世宗尊生父興獻王為皇考,改稱孝宗為皇伯考,以閣臣楊廷和、紀、蔣冕等人為首的在朝大多數員認為,此舉變帝王統系,於禮不合,一再上疏反對,世宗不聽。

嘉靖三年七月十五日,群臣“相率詣左順門跪伏,或大呼‘太祖高皇帝’或呼‘孝宗皇帝’,聲徹於……及午,上命錄諸臣姓名,執為首者學士熙、給事中張翀、史餘翱、郎中餘寬、黃侍顯、陶滋、相世芳、寺正毋德純,凡八人下詔獄。

於是修撰楊慎、檢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一時群臣皆哭,聲震闕庭。上大怒,命逮五品以下員外郎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悉下詔獄拷訊,四品以上及司務等姑令待罪”。

“大禮議”局勢焦灼,楊廷和、紀、蔣冕先後因爭大禮去位,費宏繼任為首輔。

而原歷史上的萬曆中期,朝野諸臣連疏請求神宗早定“國本”,冊立皇長子朱常為皇太子。在當時,“力請者鱗次,四海之所傾心也”。朱翊鈞則強勢打群臣,“言勸請豫教,蓋被降罰,省闇幾空”。

王錫爵也早在萬曆十九年疏諫朱翊鈞,要求早立皇長子為太子。朱翊鈞也是不聽,王錫爵遂以省親為名離京。

萬曆二十年,禮科給事中李獻可疏言“國本”之事,朱翊鈞降獻可外任,時任閣首輔的王家屏也十分氣,封還批以救言,並以去位明志,朱翊鈞不留。繼而王錫爵被召還,繼任為首輔。

由此刻見有明一朝君臣衝突的激烈狀,在當時,許多員以終結仕途作為其堅持政治主張的代價。

劉健、謝遷言“乞休”,即被允退。僅嘉靖三年數月間,楊廷和、紀、蔣冕三任首輔先後因與世宗爭“大禮”去位,吏部尚書喬宇、楊旦、禮部尚書汪俊亦致仕回籍。

萬曆朝幾任閣臣,如王家屏等,皆因“國本”一事忤君,疏言求去,朱翊鈞也不留。由此高務實看出來,士大夫群積極抗爭,的確給皇帝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力,但在這個過程中,君臣關係亦不免趨向惡化。

楊廷和當年便曾說過:“比議大禮,則以魚水之投,而為水炭之隔。”

君臣衝突初起時,閣臣中樞,位近於百首領,他們難於置事外,事實上,劉健、楊廷和等人引導了當時群臣對皇帝的抗爭之舉。

而出現因衝突導致君臣關係張的局面時,閣臣亦難於置事外,他們勢必要做出政治抉擇,是持續的以直抗君?還是委曲從君?

使

輿

退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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