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東來對於楊嗣昌這個名字不算太陌生，因為前不久從山東發回的報告中，不管是軍方還是報部門，都反覆提及了這個名字，認為正是此人應對無方指揮失策，才導致清軍能一路南下打過黃河，對於此次發生在山東境的戰，楊嗣昌應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而據穿越眾所掌握的歷史資料來看，楊嗣昌此人在軍事方面的才能只能算是平平無奇，但卻因為時勢被崇禎安在了兵部尚書這個位置上，統籌指揮抗擊清軍的作戰行，其表現自然不會太理想。不過楊嗣昌雖然在軍事方面的能力不足，但對皇權和朝廷的忠誠應該毋庸置疑，照理說當前這個時期他的注意力都放在北方惡鄰上才對，怎麼還會有心思惦記著江南一個知府之職。
而且說起來知府品級也不低了，又是寧波府這種被視為缺的地方，不知道明裡暗裡有多人在盯著，這楊嗣昌是兵部尚書而非吏部尚書，按說地方員的任命調也不是他能手決定的事，這就讓曲餘同的說法聽起來似乎有些不太合理了。
“曲大人的意思是，現任兵部尚書想撬了你的知府職位？”陶東來有意在“兵部”二字上加重了語氣，看曲餘同是否意識到這不合理的地方。
曲餘同應道：“地方員任用，本不該由兵部尚書手，但楊嗣昌此人工於筆札，富有辯才，如今深得皇上信任，他的進言，皇上是很看重的，說是言聽計從也不為過。”
陶東來道：“我還是不太明白，他要從何種角度下手，才能把你從知府位置上弄走。”
“還是跟平遼大計有關。”曲餘同繼續解釋道：“陶大人有所不知，這楊嗣昌早年間曾在戶部任職，又曾鎮邊鎮，對錢糧軍陣之事頗為悉。朝廷大員當中，他算是數能制定軍事方略的人之一，又能說會道，皇上自然願意聽他的主意。按照楊嗣昌的說法，大明要抵外寇，一是先要平定，二是要籌辦足夠的武錢糧。如何弄到足夠多的軍餉來支撐作戰，他自然是盯上了如寧波這樣的富庶地區。”
“本與貴國合作之事也不算什麼秘，所以這楊嗣昌認為，如果能換個人來管理寧波府，那麼就可以管控與貴國的貿易，將本地收益全部納國庫充當遼餉。他曾在戶部任職，若是向皇上聲稱如此作下來便能解決遼餉問題，皇上也就很容易會採信他的意見。”
陶東來若有所思地點點頭道：“但這樣說來，也只是他單方面的看法，貴國皇帝不會這麼容易被鼓吧？”
曲餘同道：“所以最近才會有人暗中向朝廷遞奏摺，試圖以公私用，中飽私囊的罪名狀告本。這上下一起發力，本就算是上書自辯，也很難自證清白。只要讓皇上對本起疑，他們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陶東來聽完這番解釋，這才稍稍覺得因果關係理順了一些。那楊嗣昌在剛過去的這個冬天出現了極為嚴重的指揮失誤，但如今清軍已經退兵，他想彌補自己的過錯，也只能從其他方向發力。設法從民間籌集軍費似乎是一個不錯的出路，只要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大明長期面臨的軍費困境，那麼指揮失誤導致清軍攻國的罪過也就不會被清算了。
大明以遼東軍餉為由在國增加賦稅早就不是新鮮事了，自萬曆四十六年，也就是西元1618年努爾哈赤在遼東建立後金政權開始，大明就以每畝田地加派三釐五毫銀為標準，向民間加徵遼餉二百多萬兩。為期三年的加徵，總共為大明國庫籌得遼餉五百二十萬兩。
到了天啟年間，加徵稅賦的範圍從耕地擴大到了榷關、行鹽及其他領域。崇禎四年時，又將遼餉標準進一步提高，但仍是不敷出。僅山海關一地，每年的支出就高達四百萬兩白銀。
這麼多的銀子，當然並不是全部都發到了前線將士手中，或是用作增加軍備，修築城防。各級僚和將領，其實都會在經手遼餉的時候揩油。儘管朝廷也想了許多辦法，如派出員監督遼餉從徵收到發放的整個過程，但終究環節太多，本就堵不住遼餉從各種渠道大量流失出去。
支援遼東邊關的遼餉，用於鎮農民軍的剿餉，以及組建練地方武裝的練餉，這三餉加派的數額遠遠超出了正統的賦稅，以至於很多地方的農戶傾家產也無法繳清這些七八糟的苛捐雜稅，最終失去土地淪為佃戶、奴僕，甚至變流民和匪徒。而與此同時，北方邊防並未因為軍費開支的增加就得到顯著的加強，反而是在滿清武裝年復一年的攻擊之下愈發變得脆弱不堪。那麼多的銀子收上來發下去，到底對加強邊防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大概只有天知道。
大明朝堂上當然也不全都是糊塗蛋，這樣無限制地向平民增加賦稅的後果，他們並不是毫無察覺，由此引發的惡果正在逐年顯現出來，而且正朝著失控的方向發展。但為了維護統治，軍餉決不能停，朝廷又沒辦法將徵收賦稅的範圍擴大到權貴階層，只能從別的地方想辦法增收。而最簡單的辦法，當然就是看當下國哪裡最為富庶，來錢速度最快了。
這個問題當然不難找到答案，如今大明國有很多地方都陷了之中，特別是以中原為中心的區域，最近這些年裡幾乎就沒消停過，社會經濟早已瀕臨崩潰。而經濟狀況較好的自然就是那些沒有被戰火波及到的地區，尤以東南方向的沿海地區為主，如江浙地區、福建漳泉兩州、兩廣珠江流域等等，依靠較為發達的海上貿易，為了大明當下最為繁榮的地區。
但福廣地區如今對朝廷來說，卻是有些鞭長莫及的意味。兩廣因為毗鄰被海漢佔去的海南島，被滲得最為徹底，朝廷在當地的員任免如果沒得到海漢的認同，很難安安穩穩地完任期，而且如果要直接手當地貿易事務，也很可能會激怒海漢，甚至引發戰事，所以從一開始兩廣地區就沒有被列考慮範圍。
而福建地區已經有了許心素這個土皇帝，將當地經營得如同國中之國一般，許心素在福建的影響力毫不亞於分疆裂土的藩王，朝廷要手當地事務的難度也不比兩廣地區差多，一個不小心可能就會給許心素創造出造反的藉口，到那步田地可就沒法收拾局面了。所以就算知道許家富可敵國，經營著許多能賺大錢的產業，朝廷也只能眼饞，卻沒法讓許家老老實實把這些好吐出來。
福廣地區都不了，也就只剩下江浙了。但問題是當地雖然富庶，大部分財富也同樣是集中在數社會上層手中，而這些權貴一向都不是承擔賦稅的主力，朝廷要給這些人直接加派賦稅的難度其實相當大。楊嗣昌過所掌握的資訊，想出了一個解決辦法，就是將江浙地區的海上貿易，特別是國際貿易部分，收歸到府手中進行管理，再從中取部分利潤納國庫充作三餉。
當然了，徵稅這部分肯定不是向自己人收，而是來這個地區做買賣的外國人——比如說佔領了舟山島的海漢人就是極好的目標。而過去形同虛設的市舶司，今後可能會變權力巨大的衙門，將所有境貿易全部納監管範圍。
寧波府距離舟山最近，自然也就首當其衝地為了楊嗣昌的目標。而知府曲餘同與舟山當局的切關係並不是什麼秘，楊嗣昌如果要推行自己的新政，那肯定就不能讓曲餘同繼續掌管寧波。雖然這樣做可能會得罪某些人，但寧波每年過國際貿易創造出的利潤驚人，足以讓楊嗣昌忽略潛藏的矛盾危機，開始策劃安排頂掉曲餘同的計劃。
而曲餘同既然有膽子跟海漢合作，自然也不是什麼老實人，這些年賺進口袋裡的銀子也送出去不，該上香的地方都沒拉下，京城裡當然也有他的人脈關係。他的這些銀子的確也沒白花，到了關鍵時刻總算是有人送來訊息，提前警告他防範危機。曲餘同審時度勢，自知無力化解來自朝堂上的攻勢，便只能求助海漢，希能借助海漢的支援保住自己的位。
當然了，楊嗣昌想實現的目標很大，但做起來並不是那麼容易，牽一髮而全，這種措施肯定會了很多人的蛋糕，所遇到的阻力也絕不會只是曲餘同這一，所以行事還需較長的時間，曲餘同也還有改變事態走向的機會。
陶東來聽完來龍去脈之後，倒是很快發現了曲餘同應對策略中的一個非常致命的問題：“曲大人，你和石將軍希過舉辦聯合軍演來表明寧波府是鐵板一塊，不會輕易被外部勢力搖，但你有沒有想過，目前聯絡的這些什麼指揮使，千戶，他們是不是有足夠的膽子去對抗兵部尚書？或者說他們到底知不知道自己要對付的人是誰？事到臨頭，他們扛得住來自朝廷和兵部的力嗎？”
“這……”
曲餘同沒能順暢地回應陶東來的問話，這讓陶東來也更加肯定了自己的猜測。曲餘同和石迪文對聯合軍演的構想並不周全，他們想以此來向朝廷表明手寧波府事務的難度和風險，但那些軍頭可不見得都是曲餘同這般將家命前途全部籌碼都在海漢這邊，參加軍演問題不大，可要跟朝廷對著幹，那或許就是另一回事了。
石迪文這時候主接過了話頭：“的確還有些沒有向這些人和盤托出，因為如果全都告訴他們，那有的人可能會打退堂鼓。我們的想法是，先把這些人拉上船，儘快把事辦了，等過後他們醒悟過來發生了什麼事，也沒有後悔藥吃了，今後只能跟我們站在同一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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