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沒有立刻下旨申飭陳恪，沒有直接調東南一兵一卒，甚至沒有在明面上否定任何一項東南新政。
他用的，是更符合他首輔份，也更難防範的“謀”。
朝廷開始不斷“簡拔幹員”，“充實地方”。
一道又一道吏部文書，伴隨著閣的批紅，發往東南五省。
新的布政使參議、新的按察使僉事、新的知府、同知、通判、知縣……如同春雨後冒出的竹筍，陸續被派遣到浙江、南直隸、福建、江西、廣東各地赴任。
尤其是南直隸和浙江這兩個新政核心區，以及江寧工業特區所在的鎮江、常州、蘇州等府，員調尤為頻繁。
名義上，這是朝廷重視東南，加強地方治理的現。
新皇登基，選拔賢能充實要地，合合理，任誰也挑不出錯。
陳恪為總督，對轄區員雖有節制之權，卻無權拒絕朝廷的正常人事任命。
這便是張居正高明而毒辣之。
他悉陳恪權力的基，不僅在於新軍和財富，更在於對東南五省行政系多年來的滲與掌控，在於各級衙門中那些或明或暗執行陳恪政令的吏。
行，你陳恪樹大深，我暫時不便直接砍樹。
但我可以換土，慢慢剪枝。
我用朝廷正統賦予的人事任免權，不斷將新鮮——當然，是經過張居正篩選，認同其執政理念，或乾脆就是其門生故吏的“自己人”——注東南的僚系。
這些人上任後，或許不會立刻公開與總督府對抗。
但他們會在錢糧排程、刑名訴訟、士紳關係、乃至對新興工場和市舶事務的日常管理中，有意無意地“依循朝廷舊例”、“考慮地方民”、“顧及士林清議”，從而一點點抵消、扭曲、架空陳恪制定的新章程。
他們會在士紳抱怨工場搶人時，表示“諒”；會在糧價波時，暗示“是否南洋米衝擊過甚”；會在審理工場與周邊百姓糾紛時，“秉公”理卻略偏向本地人；會在向朝廷奏報時，用春秋筆法強調新政帶來的“紛擾”與“利弊”。
這是一種底火慢燉，是政治上的“樑換柱”。
用時間，用無數細微的行政和理念差異，慢慢侵蝕陳恪政策的執行基礎，離間他與地方士紳、乃至普通百姓的關係，最終讓那套看似蒸蒸日上的東南新系，從部開始鏽蝕、空轉。
而陳恪，對此幾乎無計可施。
他不能公開反對這些朝廷任命的“命”，那等於公然挑戰朝廷人事權，坐實“跋扈”之名。
他也不能輕易用總督權威罷黜或制這些新，在沒有確鑿違法證據的況下，暴干涉只會引發更強烈的反彈和朝廷更嚴厲的質詢。
他甚至可以想象，張居正正冷眼等待著，等待他按捺不住，對某位“朝廷簡拔”的幹員採取激烈手段。
那時，一道“陳恪排斥異己、凌朝臣、圖謀不軌”的彈章，便會為點燃總攻的號炮。
屆時，挾太后之威、掌閣之權、控輿論之的張居正，便可“順應朝野公議”，以雷霆萬鈞之勢，將陳恪打國賊，號召天下共討之。
局面，悄然向了最終的絞殺盤。
一方穩坐中樞，手握大義名分和人事利，從容布子，步步為營。
一方雄踞東南，雖有實力卻囿於臣子份，左支右絀，艱難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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