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九日，莫斯科。
天還沒亮，莫斯科市區通往郊外機場的幾條主要街道上就已經開始有人聚集了。
最早來的是幾個住在附近的退休老工人，他們穿著洗得發白的外套，前彆著幾枚舊勳章，手裡攥著摺疊小凳，不不慢地在街道兩側佔好了位置。
其中一個年紀最大的 缺了左臂的老人把凳子往路燈杆旁邊一放，坐上去從懷裡掏出一張摺疊了好幾次的《紅星報》。
報上印著前一天的新聞，蘇聯最高統帥部副總參謀長瓦列裡·米哈伊維奇·索科夫同志將於明日啟程，前往列寧格勒方向視察前線部隊。
他的手指點著這幾個字，把它一行一行地指給旁邊的老夥計看，裡唸叨著前天自家小孫子在學校裡編的瓦列裡哥哥用石子打落敵機的課文，想到這裡無奈的笑了笑。
把報紙給自己的老夥計們看完後，他仔細折回原樣塞進口袋，又用那隻剩關節的手按了按口，彷彿那不是報紙，是一枚勳章。
太昇起來的時候，街道兩旁的人行道上已經站滿了人。
工人，學生，機關職員，家庭婦，從前線退下來的傷兵，一波接一波地彙集過來，越聚越，人多到把路邊的長椅和臺階都站滿了，後來的人只能踮著腳從前面人的肩膀隙裡張。
連沿街幾棟樓房的窗戶都打開了，有人趴在窗臺上探出半個子，還有人乾脆爬到樓頂的曬臺上，扶著生鏽的鐵欄杆往下面看。
街道兩旁樓房的每一扇窗戶後面都著好幾張臉，有個穿碎花圍的大嬸把花盆從窗臺上搬下來放在腳邊，自己趴上去拿手搭了個涼棚，朝街口的方向不停地張著，裡嘟囔著“怎麼還沒來”。
小孩子是最好的訊號。
不久後，他們從街口折返跑回來，一路大喊著“車來了！車來了！”，衝到河邊欄杆旁還沒站穩就長了脖子往路盡頭指。
巡警剛把維持秩序的繩索拉開，就被後排的孩子貓著腰鑽了過去，他們的膝蓋和手肘在人裡出一小片空地，又重新把腦袋探了出來，像一群從大堤後面出腦袋的小水獺。
維持秩序的民警和務部人員肩並肩站在人行道邊緣，手拉手形一道人牆。
他們凌晨四點就到位了，到現在已經在晨風裡站了好幾個小時，額頭上的汗卻止不住地往下流，是被人群推出來的。
人超乎意料的多，比勝利日遊行那天還要多，瓦列裡現在簡直就跟後世漫裡的抖一樣，而且這些人還不是組織來的，是自發來的。
沒有人給他們發通知，沒有人給他們安排站位，蘇軍僅僅是在報紙上通知了一下，然後他們就是來了，把街道兩側得水洩不通，連沿街樓房的窗臺上都滿了人。
他們手裡拿著各種東西，小紙旗、花束、報紙上剪下來的瓦列裡照片，自家做的簡陋橫幅，還有一幅橫幅是用舊床單拼的，上面用紅墨水寫著“瓦列裡同志，烏拉！”
字跡歪歪扭扭，但每個字母都比拳頭大。
前排有個男孩攀在路燈柱上，把一面小紙旗在燈罩邊緣，紙旗垂下的角度正好能讓人認出手寫的“瓦列裡”三個花字母。
他低頭朝底下喊了一聲“扶穩我”，下面兩個差不多年紀的孩子便一起手按住燈柱基座的水泥座臺。
車隊出現了。
先是兩輛黑吉斯轎車開道，車頭的紅旗在晨風中抖。
兩輛車的車窗都沒有搖上去，副駕駛座上的軍目視前方，一隻手搭在車門上，另一隻手穩穩地按著膝蓋上的資料夾。
接著是一隊托車護衛，托車手戴著白手套，車得鋥亮，排氣管在清晨的冷空氣中噴出白煙。然後，第三輛車出現了。
那是一輛敞篷轎車。
現在還沒進肯尼迪時代，即便有著斐迪南大公在前，瓦列裡目前還是相信敞篷車的安全的，況且務部也不是吃乾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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