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從太行山脈的褶皺裡鑽出來，掠過桃峪存禿禿的小山丘，捲起一子乾土味，撲在莊稼人的臉上。這是一九七八年的春天，地氣剛暖，田埂上的野草冒了尖，可村裡人的眉頭，卻還皺著。公社的大喇叭還在村口的老槐樹上嘶喊，喊著“抓革命，促生產”，可私下裡，已經有訊息像春草似的，從山外漫了進來——南邊的村子，有人把地分了，收竟比往年翻了番。
賈莊村和釣魚臺的桃峪存隔著一道河，河不寬，卻湍，平日裡淌著山裡的泉水，到了夏汛，就了張牙舞爪的猛。河上沒有橋，只有幾塊被水衝得溜的石頭，膽大的踩著石頭跳過去，膽小的，只能了鞋，挽著蹚水。父親蹲在自家土坯房的門檻上，吧嗒著旱菸，煙鍋子明滅，映著他皺核桃皮的臉。他瞅著門外那條河，又瞅著屋裡雨的屋頂，心裡頭，像揣了只兔子，突突地跳。
這幾年，日子過得。公社的工分掙得不，可分到手的糧食，卻總是不夠吃。家裡四個娃，一個個得面黃瘦，我前幾天還鬧著要吃白麵饃，父親實只能嘆著氣，出藏在炕裡的幾個紅薯，烤得焦黑了給孩子墊肚子。夜裡，他和媳婦躺在炕上，聽著隔壁爺爺的咳嗽聲，一聲連著一聲，在寂靜的夜裡格外清晰。母親翻了個，幽幽地說：“他爹，總這麼下去，不是個法子。”父親“嗯”了一聲，煙鍋子在門檻上磕了磕，火星濺在地上，滅了。“我聽說，山外有人批了宅基地，自己蓋房了。”他悶聲說，“咱們村的支書，前兒個去鄉里開會，回來的時候，臉也不一樣了。”
這話，像一顆石子，投進了母親的心裡。猛地坐起來，藉著窗外進來的月，看著男人黝黑的臉。“你是說……咱們也能蓋新房？”高家衚衕的老宅子，是祖輩傳下來的土坯房，牆皮掉了大半，屋頂的椽子都朽了，去年夏天一場暴雨，塌了半間西屋，至今還敞著個豁口，一到下雨天，屋裡就擺滿了盆盆罐罐，叮叮噹噹響一夜。
父親沒說話，又出煙荷包，捲了一支菸。他心裡早有盤算。這桃峪雖然一片山樑，可風水不差。有一片平地，挨著山泉，離高家四爺爺家也近。前陣子，他找支書磨了好幾回，遞了兩包煙，支書才鬆了口，說：“上頭的政策，好像要變了。你要真想批，我就給你遞個申請，能不能，就看鄉里的意思了。”
沒幾天，訊息就傳了下來——宅基地批下來了。三間北屋的地基，外加兩間東屋的空地，就在那片平地上。父親拿著那張蓋著紅的紙，手都在抖。母親更是喜極而泣，抱著最小的兒，眼淚噼裡啪啦地掉。可高興勁沒過，難題就來了。蓋房要石頭，要土坯，要木料，更要命的是，那片地和村子隔著那條沒橋的河。
那天父母扛著鋤頭，去看新宅基地。走到河邊，看著嘩嘩的河水，兩人對視一眼，都沒說話。鞋吧。父親先了，布鞋往肩膀上一搭，挽起，踩進了河裡。春水涼得刺骨，像無數針紮在上，麻得他一激靈。母親也跟著了鞋，抱著一捆麻繩，小心翼翼地跟在後面。河水沒過腳踝，沒過小，冰涼的水順著往上鑽，凍得牙齒打。走到河中間，水流更急，差點把衝倒，父親手拉住母親，兩人互相攙扶著，一步一步挪到了對岸。
上岸的時候，兩人的都凍了青紫，半天緩不過勁來。母親蹲在地上，著，眼淚又掉了下來。“他爹，這往後，天天這麼蹚水，可怎麼熬啊。”父親嘆了口氣，看著遠禿禿的小山丘，心裡頭，一子狠勁湧了上來。“熬也得熬。這新房，必須蓋起來。”
蓋房的日子，就這麼開始了。沒有錢請工匠，就自己手。父親年輕時學過泥瓦匠，砌牆、壘灶，樣樣都拿得起來。母親是個利落人，和泥、搬磚，不輸男人。三個孩子也幫著忙，大的搬石頭，小的撿碎磚，一家人，就這麼在河灘上安了家。
最難的是劈山開路。新宅基地旁邊的小山丘，禿禿的，全是石頭。要蓋房，就得把這些石頭炸碎，拉回來墊地基。父親找支書批了炸藥，又請了村裡幾個壯勞力，每天天不亮就上山。炮聲一響，山搖地，碎石飛。父親戴著草帽，揮著鐵錘，一下一下砸著石頭，手上磨出了泡，泡破了，又結了繭。母親則帶著我們，把炸碎的石頭一塊塊搬上車，用牛車拉到宅基地上。
河裡的水，還是那麼涼。每天一早一晚，父母都要蹚水過河，去工地幹活。日子久了，兩人的就落下了病，天一，就疼得鑽心。可他們誰也沒說苦。夜裡，躺在臨時搭的窩棚裡，聽著山泉的叮咚聲，看著遠高家四爺爺家的燈火，心裡頭，滿是盼頭。
高家四爺爺和老，是村裡的老人了。四爺爺上有舊傷，走路一瘸一拐的。老是個和善的老人，每次見了我們一家，都要拉著孩子們的手，塞給我們幾顆糖。看到父親一家忙著蓋房，四爺爺拄著柺杖，每天都要到工地轉一圈，看著那片平地一天天熱鬧起來，渾濁的眼睛裡，泛起了。“後生可畏啊。”他常說，“這桃峪村，要變天了。”
春去夏來，暑氣漸濃。小山丘被劈去了半邊，地基也墊得平平整整。接著是砌牆，土坯是自己打的，坯的時候，父母著腳，在泥地裡踩，踩得渾是汗。北屋三間，東屋兩間，牆越砌越高，像三座小山，立在河灘邊上。
到了秋天，地裡的玉米了，金燦燦的一片。新房，也終於蓋了。三間北屋，青磚灰瓦，窗明几淨；兩間東屋，砌著灶臺，通著煙囪，是現的廚房。四面沒有院牆，只有一圈矮矮的籬笆，圍著院子。站在院子裡，能看見遠的釣魚臺，能聽見河水嘩嘩的聲響，離得不遠，二百米開外，就是那眼山泉，泉水清冽甘甜，舀起來就能喝。
搬家那天，是個秋高氣爽的日子。村裡的人都來幫忙，高家四爺爺拄著柺杖，也來了。他看著嶄新的瓦房，著牆上的青磚，眼眶紅紅的。“好啊，好啊。”他說，“往後的日子，就像這新房一樣，亮堂了。”
1978年秋天我一家，搬進了新房。晚上，母親做了一鍋白麵饃，蒸得暄騰騰的，還炒了一盤蛋。三個孩子吃得狼吞虎嚥，我捧著饃，吃得滿臉都是面渣，還嘟囔著：“媽媽，這饃真好吃。”父親看著孩子們，看著媳婦，又看著窗外的月，月灑在院子裡，灑在禿禿的小山丘上，灑在那條沒有橋的河上。他端起一碗米酒，喝了一口，酒嚨，火辣辣的，卻又暖乎乎的。
夜裡，父母坐在院子裡，聽著山泉的聲音，聽著風吹過莊稼地的聲音。母親靠在他肩上，輕聲說：“他爹，你說，往後的日子，真的會越來越好嗎？”父親看著天上的星星，星星很亮，像撒了一地的碎鑽。他想起了山外傳來的那些訊息，想起了支書說的“政策要變了”，想起了村裡人的笑臉。他握了媳婦的手，聲音不大，卻很堅定：“會的。肯定會的。”
風又吹了過來，這一次，風裡沒有了乾土味，卻帶著一子莊稼的清香，帶著山泉的甘甜，帶著一種，做希的味道。桃峪村的夜，很靜，靜得能聽見莊稼拔節的聲音，能聽見，變革的腳步，正在一步步走近。那禿禿的小山丘上，已經有野草，悄悄地，探出了頭。而那三間嶄新的瓦房，像一艘船，載著一家人的希，在時代的浪裡，穩穩地，錨定了航向。河上的風，還在吹，吹過釣魚臺，吹過桃峪村，吹過這片即將醒來的土地，吹向，一個嶄新的，充滿了無限可能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