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 風雨謀生，化悲痛為力量
1976年的風，總帶著一化不開的溼冷，刮過蘇北平原的土公路時，會捲起漫天塵土，遇上雨天便攪黏稠的泥漿。那年我八歲，剛上二年級，書包是母親用布拼的，課本邊角卷著邊，卻被我得發亮。日子像村頭那條渾濁的小河，平緩地淌著，直到9月9日那天，廣播裡低沉的哀樂突然劃破天際，將所有平靜都擊得碎。
那天下午，我正和同學在教室外的空地上彈玻璃球，教室裡的廣播突然中斷了課間音樂，取而代之的是一陣抑的氣氛。校長急匆匆地跑過來，臉凝重得嚇人，他讓各班班主任把學生帶回教室，不準再吵鬧。我們著課桌邊緣，看著老師紅著眼圈走進來，手裡攥著一張白紙，聲音哽咽地說：“同學們，偉大領袖主席逝世了。”
“逝世”兩個字從老師裡說出來時，我還似懂非懂，只看見前排的生突然哇地哭了起來，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老師沒有制止，自己也轉過去，用袖口著臉。很快，哭聲蔓延了整個教室，連平時最調皮的男生都低著頭，肩膀一一的。廣播裡開始播放悼詞，那悲壯的旋律鑽進耳朵裡，讓人心裡堵得發慌。放學路上，往日喧鬧的村道變得靜悄悄的，家家戶戶的門框上都掛上了黑紗，田埂上幹活的鄉親們也都停下了手裡的活計，蹲在地上默默抹淚。
回到家時，父親還沒從鎮上趕回來。母親正坐在灶臺前發呆，爐膛裡的火苗有氣無力地跳著，鍋裡的玉米糊糊已經涼了。看見我進門，一把拉過我，指著堂屋牆上掛著的主席畫像說：“以後再也見不到主席了，咱們能有飯吃、能上學，都是他老人家帶來的福氣啊。”畫像上的主席笑容溫和，前佩戴著紅領章，母親已經用黑布在畫像四周鑲上了邊框，角落裡彆著一朵白紙做的花。那天晚上，父親深夜才回來，渾淋得溼，腳沾滿了泥點。他沒顧上換服，就徑直走到畫像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三個躬，然後坐在門檻上，一支接一支地著旱菸，煙鍋裡的火星在黑暗中明滅，映出他佈滿皺紋的臉。
父親是個挑夫，準確地說，是個幫供銷社運送貨的臨時挑夫。那年月，農村通不便，鎮上的供銷社要把鹽、布匹、農這些東西送到周邊的村莊，全靠父親這樣的挑夫用扁擔挑著走。父親的扁擔是棗木做的，被磨得油鋥亮，兩端掛著兩個厚實的竹筐，每次能挑一百多斤的貨。他的肩膀上有一塊厚厚的老繭，那是常年累月被扁擔出來的，上去邦邦的，像塊石頭。母親總勸他挑點，可父親總說：“多挑十斤，就能多掙兩錢，你和孩子等著錢用呢。”
我們家住在村子最西頭，土坯房低矮昏暗，牆面上糊著的報紙已經泛黃卷邊。母親不好，常年咳嗽，幹不了重活，家裡的重擔全在父親肩上。我還有個三歲的妹妹，嗷嗷待哺，錢、醫藥費，還有我上學的學費，每一筆開銷都像一座小山，得父親不過氣。為了多掙點錢，父親不僅幫供銷社挑貨，還會在農忙時幫鄉親們收割莊稼，夜裡去河邊捕魚，凡是能換錢的活計，他幾乎都做過。
主席逝世後的那幾天，全國都沉浸在悲痛之中。鎮上舉行了追悼大會，父親特意請了半天假，帶著我去參加。那天的天沉沉的，像是隨時會下雨。廣場上滿了人，每個人都臂戴黑紗，佩白花，神肅穆。主席臺上懸掛著主席的巨幅像，像前擺滿了花圈，哀樂聲一遍遍地迴響。當主持人宣佈默哀三分鐘時，整個廣場雀無聲，只能聽到風吹過的嗚咽聲和約的啜泣聲。我看見父親低著頭，雙手攥著拳頭，肩膀在微微抖，眼淚順著他的臉頰往下淌，滴在前的白紙上，暈開一小片水漬。
默哀結束後，有人上臺發言，講述主席的功偉績。臺下的人們聽得熱淚盈眶，不時有人高喊：“主席永垂不朽！”的口號，聲音嘶啞卻充滿力量。我雖然聽不懂太多深奧的道理，但從大人們的神中，我能到他們對主席的崇敬和戴。就像父親常說的，主席帶領窮人翻了，讓大家有了土地，能吃飽飯，這樣的領袖，值得所有人懷念。
追悼大會結束後，父親沒敢多耽擱，他還要趕在天黑前把一批鹽送到十里外的李家莊。那天下午，天果然下起了雨，淅淅瀝瀝的小雨很快變了瓢潑大雨。父親把扁擔扛在肩上，竹筐裡的鹽用塑膠布仔細裹好，他讓我先回家，自己則披著一件破舊的蓑，一頭扎進了雨幕中。我站在村口的老槐樹下，看著父親的影在雨中越來越小，雨水順著他的蓑往下淌，把他的淋得溼，每走一步都顯得異常艱難。
那天晚上，父親直到半夜才回來。他渾溼，凍得發紫，蓑上的水珠滴落在地上，很快積起一小灘水。母親趕燒了熱水，讓他泡腳，又給他煮了一碗薑湯。父親一邊喝著薑湯，一邊說：“路上的泥太深了，挑著擔子走不，摔了兩跤，還好鹽沒溼。”我看著他膝蓋上的泥漬和破的皮，心裡一陣發酸，忍不住問：“爹，這麼大的雨，你就不能明天再去嗎？”父親了我的頭，嘆了口氣說：“傻孩子，供銷社等著要貨，鄉親們也等著用鹽，咱們不能耽誤。再說，多掙兩錢，就能給你娘買包止咳藥了。”
那些日子，父親總是早出晚歸，頂風冒雨地趕活計。有時候遇上暴雨，土公路泥濘不堪，他就了鞋子，著腳在泥裡走，腳底被石子劃破了，也只是簡單包紮一下，第二天照樣接著幹。有一次，他幫供銷社挑一批布匹去鄰鎮，回來時遇上了大風，狂風把竹筐吹得左右搖晃，他為了穩住貨，生生把腰扭了。晚上回到家，他疼得直不起腰，母親給他了膏藥，讓他歇幾天，可他第二天還是咬著牙出了門。他說：“歇一天就一天的工錢，家裡等著錢用，我歇不起。”
母親看在眼裡，疼在心裡，常常在夜裡抹淚。會把父親換下來的髒服連夜洗乾淨，補好磨破的袖口和腳，第二天一早再把晾乾的服疊得整整齊齊放在父親床頭。還會在父親出門前，把兩個紅薯或者玉米餅子裝進他的口袋，反覆叮囑他路上小心，注意安全。而我能做的，就是放學回家後，幫母親餵豬、拾柴，照看妹妹，儘量減輕家裡的負擔。有時候，我會坐在門檻上，著父親遠去的方向，心裡默默祈禱，希他能平安回來，希天氣能好一點，不要再颳風下雨。
1976年的秋天，似乎比往年更冷。主席逝世的悲痛還沒完全消散，生活的重擔依然在父親肩上。但我能覺到，鄉親們的臉上雖然還帶著哀傷，卻沒有停下勞作的腳步。田地裡，人們依然在忙著收割莊稼、播種冬小麥；集市上，小販們依然在吆喝著賣；像父親一樣的挑夫們，依然在頂風冒雨中運送著貨。就像廣播裡說的，要化悲痛為力量，繼承主席的志，把日子過好。
有一次，父親挑著貨路過學校門口，正好趕上我們放學。我看見他站在路邊，扁擔靠在肩上，竹筐放在地上，臉上帶著疲憊卻溫和的笑容。同學們都圍了過來，看著父親肩上的老繭和磨得發亮的扁擔，老師走過來，握著父親的手說：“老高，辛苦了，這麼大的風還在幹活。”父親憨厚地笑了笑說：“不辛苦，為了家人，為了日子，乾點活算啥。”那天，父親從竹筐裡拿出一小塊水果糖，塞到我手裡，那是供銷社老闆獎勵給他的。糖塊裹著一層明的糖紙，放在裡，甜的，那是我年記憶中最甜的味道。
隨著天氣越來越冷，雨水也越來越多。有一次，父親要去二十里外的鎮上送貨，母親凌晨四點就起床給他做飯。那天的雨下得特別大，雷聲滾滾，閃電照亮了漆黑的夜空。父親穿上蓑，戴上斗笠，挑著沉甸甸的竹筐，一步步走進了雨幕。我站在門口，看著他的影被雨水吞沒，心裡充滿了擔憂。直到傍晚時分，父親才回來，他的蓑已經被雨水浸，斗笠也被風吹跑了，頭髮溼漉漉地在臉上，上沾滿了泥漿。他放下扁擔，第一句話就是：“貨送到了，沒耽誤事。”母親趕接過他的扁擔，心疼地說：“你這是拿命在拼啊。”父親只是笑了笑，說：“只要能讓你們娘仨吃飽穿暖，我拼點命算啥。”
那天晚上，父親發起了高燒，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母親急得團團轉，連夜去村裡的赤腳醫生家請人。醫生來了之後，給父親打了針，開了藥，囑咐他要好好休息。可父親只歇了一天，就又要去幹活。母親堅決不讓，他卻說：“供銷社還有一批貨要送，別人都忙著收秋，沒人頂替，我不去不行。”母親沒辦法，只好給他準備了更多的薑湯和乾糧，千叮萬囑讓他注意。
看著父親再次遠去的背影，我突然明白了什麼是責任，什麼是擔當。父親沒有文化，不會說什麼大道理，但他用自己的行告訴我，男人就要扛起家庭的重擔，就要為家人遮風擋雨。即使在最艱難的日子裡，即使頂著狂風暴雨，也要咬牙關，勇往直前。而主席的形象，也在我心中變得更加高大。他帶領中國人民推翻了迫，建立了新中國，讓老百姓過上了安穩的日子。雖然他離開了，但他的神永遠留在人們心中，激勵著人們勇敢地面對生活的困難，努力把日子過好。
1976年的冬天來得很早，第一場雪落下的時候，父親終於不用再遠距離挑貨了。供銷社買了一輛二地排車，雖然還是需要人推著走，但比挑著擔子輕鬆多了。那天，父親推著二地排車回來，臉上出了久違的笑容。他說：“以後再也不用那麼辛苦了，能多陪陪你們娘仨了。”姐姐上學一直住在姥姥家，母親看著他，眼裡含著淚水，卻笑得無比欣。
那年的春節，我們家殺了一頭豬，母親做了一桌盛的飯菜，還給我和妹妹做了新服。父親難得歇了幾天，他陪著我們春聯、放鞭炮，臉上的笑容比平時多了很多。看著一家人圍坐在一起，熱熱鬧鬧地吃著年夜飯，我心裡暖暖的。我知道，這幸福的時刻，是父親用無數個頂風冒雨的日子換來的，是無數像父親一樣勤勞樸實的中國人用汗水換來的。
如今，幾十年過去了，我早已長大人，離開了家鄉，住進了城市。父親也已經老了，再也挑不擔子，推不二地排車了。但每當我想起1976年那個風雨加的年份，想起父親肩上的老繭和磨得發亮的扁擔，想起主席逝世後全國人民化悲痛為力量的場景，心裡依然會湧起一暖流。那段風雨謀生的歲月，雖然充滿了艱辛和苦，卻教會了我堅強、勇敢和擔當；那位偉大的領袖，雖然已經離我們遠去，卻永遠活在我們心中，激勵著我們不斷前進。
生活就像一場風雨兼程的旅途，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和挑戰。但只要我們心中有信念，有責任，有對家人的，就像1976年的父親那樣，即使頂風冒雨，也能一步步走向明，走向幸福。而主席的神，就像一盞明燈，永遠照亮我們前行的道路，讓我們在人生的旅途中，不迷失方向，不畏懼風雨，始終保持著對生活的熱和對未來的希。那些在風雨中奔波的日子，那些在悲痛中堅守的歲月，都已經為我生命中最寶貴的財富，永遠銘記在心，激勵著我勇敢地面對一切，努力把日子過好，不辜負那些曾經的付出和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