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肅了外之後，劉娥開始履行作為大宋實際上最高統治者的職權。先是將之前因為憎惡丁謂而主申請外放為的前翰林學士劉筠給召回了京城，劉娥因其忠直敢言而讓他負責掌理肩負督察百之責的史臺，隨後劉娥又召回了這十幾年來一直站在反對拜神運最前沿且是最敢於直言以諫的孫奭。
在宰相王曾的建議下，劉娥又重新給趙禎選派了四位老師，這裡面就包括了孫奭，而另外三人則分別是翰林侍讀學士李維和晏殊以及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馮元。孫奭和晏殊都是我們的老人了，此二人皆可稱當世大儒，而這個李維也是來頭不小，他是前宰相李沆的親弟弟，但他能被選為趙禎的老師絕不是因為靠了李沆的這層關係。李維早在其年之時就以文章而譽滿天下，進場後也是以學者型員的份屢獲升遷，以博學而著稱的他也是大型類書《冊府元》的編修者之一。
至於這個馮元，此人雖然在後世名氣不大，但若要論及博學強聞，他很有可能是這四人裡面為高深的那位，甚至是超過了他的老師孫奭。 馮元三十三歲考中進士（西元1008年），隨後被授予江尉之職，當時恰逢朝廷下詔選拔通曉經義者補學，馮元自薦其通曉《五經》參與應選。當時的考名謝泌，這也是一位飽學之士，真宗朝的一代名相王旦就曾過他的保舉和提攜，而此人的另一個份則是淝水之戰時名震天下的東晉名相謝安的二十七世孫。
當馮元向謝泌說自己通曉《五經》時，謝泌著眼前的這個年輕人不是莞爾一笑，這話連他不敢說，可這個年輕人卻敢口出狂言。
所謂《五經》，指的就是《春秋》《詩經》《尚書》《禮記》《周易》，而所謂的通曉五經並不是說一個人能夠對此能說會背，而是這個人能夠對自漢代以來的那些大儒為五經所做的註解都能記於心，而且他自己還能對《五經》有一套獨立的見解，此即為通曉。
也正因如此，所以謝泌才笑著對馮元說出了下面的這句話：“古今以來能夠將五經中的其中一本研讀通都得鬚髮皆白，你如此年輕竟然敢說自己已經對《五經》全部通曉？”
馮元毫無怯意，答道：“那你儘管出題考我就是了，你看看我究竟有沒有說大話。”
謝泌當場隨機出題，馮元則是對答如流，一時間朝廷外無不為之而歎服，馮元遂是被增補為國子監講書、遷大理評事並擢為崇文院檢討兼國子監直講。
以上這四人便是趙禎的新任老師，這些人無一不是學識和人品俱佳之人，唯獨晏殊為人有些世故和頭，但晏殊除了這點病外似乎還真的從他上挑不出別的什麼大病。
此時的趙禎還不滿十三歲，也就是個剛上初一的小小年。這個年紀的孩子難免會有些不安分，可從小就被當皇帝接班人來培養的仁宗陛下卻顯得與眾不同，他早就被他的各位老師給教育了一個不苟言笑的年老之人，甚至是年老的人。
據史書記載，有一回還不滿十歲的皇太子趙禎跟眾人一起觀看雜戲表演，他邊的那些平日裡莊重肅穆的大臣們紛紛被逗得哈哈大笑，可趙禎卻從始至終都繃著一張臉，簡直比羯座還要羯座。這事甚至被他的班主任李迪拿去當著趙恆的面狠狠地誇讚了一番，而理由就是皇太子小小年紀卻無比持重。
不過，這時候的仁宗陛下終究還是個小小年，上課時難免走神或是東張西。每當這個時候，孫奭就停止講課，他恭恭敬敬地站立在一旁等著趙禎回過神來，然後趙禎再一臉歉意繼續聽課。
在解決了趙禎的教育問題之後，時間也隨即進了西元1023年，劉娥下令改年號為“天聖”，接下來便開始以大宋帝國主宰者的份開始在宋朝的上打上屬於的私人烙印。
我們在前面也說過，趙恆在位期間雖然讓宋朝的經濟指數攀上了封建王朝的歷史巔峰，但國家的開支卻大於收，這裡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他的拜神運以及對大臣的封賞耗費了大量的國家財富。另外，趙恆繼位之初曾大量裁撤冗、冗兵和冗費，可當他駕崩之時，這些問題再又變得比趙義後期還要嚴重，而這便是劉娥當前想要解決的頭等大事。
簡單來說，宋朝如今在財政上所面臨的其中一個重大問題就在於員隊伍的龐大，而趙恆之前給這些人開的俸祿又遠高於前朝，這筆錢可不是個小數目，所以這冗的問題必須要解決。
另外就是西北地區為了防範党項和吐蕃的侵擾而在各大量屯兵，這也就導致了軍費開支的逐年增長，可問題在於党項和吐蕃遠沒有當初遼國所帶來的威脅那般嚴重和迫。
再者就是趙恆的拜神運讓全國各地的佛教和道教事業蓬發展，和尚們和道士們也由此是被養得頭大耳。這話可能有些難聽，但事實就是如此，趙恆的拜神運最直接的益人就是這些所謂的出家修行之人。修建道觀和佛寺的錢誰出啊？政府，可政府的錢哪兒來的？還不是羊出在羊上，真正遭罪的還不是平民百姓。
至此，所有問題的核心也就呼之出——宋朝老百姓此時的日子並不怎麼好過。用史書的原話來說就是：天下谷帛日益耗，價日益高，人皆謂稻苗未立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荊湖、江、淮間，民愁無聊。
這就是此時宋朝的現狀：員隊伍過於臃腫，西北地區軍費開支的數目過於龐大，宗教事業和活榨取了國家的大量財富，國庫錢糧日益耗損，價飆升，稻穀還未就已經被政府提前徵收，蠶農的蠶還未吐就已經被政府惦記上了綢布的事，整個長江以南的老百姓無不覺民生艱難。
有鑑於此，劉娥在這年的正月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下令由史中丞劉筠、提舉諸司庫務薛貽廓會同三司各部門商議裁減國家的各種冗費。不久之後，劉娥又核准了禮儀院所奏請的取消天慶節等五個重大法定節日的天下賜宴。
趙恆在位的時候下發了一個規定，那就是每年的各種重大節日期間都會由國家出錢讓天下人都打一回皇家牙祭。這是好事嗎？這對老百姓而言當然是好事，政府出錢給吃喝，誰不高興？這事皇帝也高興，因為老百姓紛紛稱頌皇帝此舉仁德，這老百姓送上來的馬屁有哪個皇帝不喜歡？可是，趙恆這麼搞自然會讓宋朝的國庫苦不迭，一年至五回的天下賜宴看上去就是一句話的事，可這裡面需要耗費的金銀錢糧可是個天文數目，況且這還不包括趙恆每年所舉行的各種皇家宴會以及與朝臣們一同吃喝宴飲的費用。
如果我們要因此而指責趙恆是個好吃和敗家爺們兒，那麼這顯然對趙恆很是不公，畢竟他又不是自己一個人在吃喝，而是帶著全國人民一起大飽口福，可我們也不能因此而說他就是個好皇帝，畢竟他這樣做導致宋朝出現了財政赤字。當然，趙恆這種慷慨大方得不計後果的富家公子哥如果能夠和他為朋友，那他指定是“宋朝年度最佳良友”最有力的競爭者。
劉娥一刀砍掉“天下賜宴”對老百姓來說顯然不是什麼好事，但長遠地看此舉無論是對宋朝本還是對天下百姓都是利大於弊。說得不客氣一點，這個政策對宋朝來說簡直就是如吸鬼一般地存在，而老百姓們看似是佔了國家的便宜，但這錢糧不都是從他們手裡得來的嗎？因而，劉娥這一刀於國家於百姓而言都可謂是砍掉了一隻巨大的吸鬼，實為善政之舉。
接著，劉娥將手裡的刀砍向了這些年風無限的各位道長和道姑。下令廢除全國各大道觀每年由方主導的各類祭祀和祈福活，這不是說要完全廢除這種活，而是這種活只限定了數的幾座皇家道觀才有資格舉行。同時，劉娥還下令大量削減負責守衛玉清昭應宮、景靈宮、會靈觀、祥源觀等京城各大道觀的衛卒人數，山東袞州的景靈宮和太極觀也相應地被削減了衛卒。從此，這些道觀就不再備和兼領國家禮儀活的職能，而僅僅就是一座普通的道觀而已。
道士們這下子“遭了殃”，和尚們也別想跑。雖說趙恆這些年的拜神運跟佛教的關係並不是很大，道教才是這其中的最大贏家，可佛教以及寺廟裡的各位高僧和聖僧的小日子在這些年裡也過得甚是滋潤。
客觀地說，這口鍋其實還真的不能讓趙恆來背，佛教在周世宗柴榮當政時期曾遭遇過所謂的“世宗法難”，這導致的後果就是佛教事業在中原境近乎於在凋敝的狀態，但趙義時期佛教事業卻如雨後春筍一般在整個宋朝境蓬發展，趙恆在這方面所做的事連推波助瀾也談不上。可是，劉娥才不會理會這到底是誰的責任，只知道現在的這些和尚們在跟搶錢，所以在收拾了道士們之後，也要對和尚們下手了。
的做法就是，寺廟別再修了，佛像什麼的也別再建了，這些既費錢財又費民力的事都停了。最讓劉娥忍不了的是，一些地方為了給寺廟鑄造銅鐘竟然是把銅錢給熔化了。這可就太諷刺了，當年為了解決缺銅的問題，柴榮曾下令把寺廟裡的銅鐘銅像給化了，然後拿來鑄造銅幣和兵，可如今這些“銅”字輩的傢伙們竟然像是轉世迴一樣再又變回了從前的模樣。國家窮得叮噹響竟然有人還如此浪費資源，本就窮瘋了的劉娥得知此事後大怒，以皇命的形式明令要求全國各地嚴燬錢鑄鐘。
以上種種無一不是跟錢財有關，可以說劉娥這完全就是在給自己死去的老公和公公填坑：你們男人好面子，打腫臉也要充胖子，我一個婦道人家才不在乎這些，我只知道現在家裡缺錢，在無法開源的況下，我只能選擇節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