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大家一個問題：有誰知道宋朝第一大文豪蘇軾年時期的偶像是誰？他人生的第一個志向又是什麼？如果不知道，我們將在本章的末尾揭曉答案。
賈易的再次被貶並不意味著蘇軾的好日子就來了，也不意味著賈易從此就徹底老實了，更不意味著所謂的蜀黨就此一家獨大無人敢招惹。以程頤為尊的黨現在暫時偃旗息鼓了，可自漢唐以來就在歷代中央王朝佔據核心統治地位的中原士大夫集團又而出站到了了蘇軾的對立面，這就是所謂的朔黨。
這個“朔”其本意之一就是指北方地區，到宋朝就是泛指長江以北的廣大地區，而蘇軾是蜀川人，這從地理位置上就決定了這些人不會眼睜睜地看著蘇軾一步步地得勢。儘管有宰輔重臣的賞識，儘管有當朝攝政太后的青睞和庇護，可宋朝的言連宰相和皇帝的屁都敢打，蘇軾只是一個翰林學士又豈能倖免呢？而且，你蘇軾眼下這麼紅且又這麼不知收斂到以一個治世能臣的面目示人，你這分明就是當年的王安石再生，難道你還真以為自己是王安石第二啊？就算你是王安石第二，可這也是一個禍國殃民的臣賊子，所以你蘇軾別想有好日子過，你肚子裡的那些小心思也別想得逞。
如果說黨對蘇軾的攻擊只是出於領袖辱的私憤，那麼朔黨不容於蘇軾的原因則是因為政治因素。在神宗時代，從王安石秉政開始到神宗駕崩，北方士族集團在政治上可謂是一片蕭條慘淡之景象，宋朝的整個朝政大權幾乎全被南方人把持，江西人、福建人、四川人大把大把地湧了開封。這一時期北方士大夫集團的領袖人尚且只能在遠離京城的地方苟且度日或是乾脆直接找地方養老，那麼為其門生故舊的這些小僚的境無疑更是艱難。俗話說得好，朝中有人好做，南方人數十年如一日地把控著朝政大權，這些北方計程車族英想要在仕途上登凌絕頂完全就是上天無路地無門之局。
現在神宗死了，保守派功復辟，經過司馬的一番整頓之後，那些曾經高高在上的南方系大佬都已相繼抱頭鼠竄，這難道不正是我們北方人重回權力巔峰的大好時機嗎？現在黨雖然倒了，難道我們要讓蘇軾這麼一個蜀川人再又把我們的夢給打碎嗎？做夢！
我們前面就已經提到過，當蘇軾剛被升任為翰林學士時就有人跳出來堅決反對朝廷重用蘇軾，前面王覿也剛剛才上疏提醒高太后和皇帝要小心蘇軾的那顆不安之心。如果說在黨完全失勢前這些人對蘇軾的打還表現得有些含蓄和遮掩，那麼在賈易再次被貶之後他們的行為和言辭及其用心就顯得極為的骨。
前不久才升任監察史並在後來的徽宗朝與蔡京一同出任宰相的趙之在這年的除夕到來之前突然向蘇軾發難。他在一份彈劾蘇軾的奏疏裡說道：“蘇軾關於治國理政之論都不過是戰國時期的縱橫之說，完全就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此人其實難堪大用。更讓人不得不小心提防的是，蘇軾在之前的學士院考試中以王莽、袁紹、董卓、曹這些臣的篡漢之為題更是充分暴了其本人的險惡用心，倘若朝廷有朝一日讓蘇軾得志，那麼此人將無法無天且無所不為！
趙之的這道奏疏讓蘇軾的這個春節大長假過得很不安生，他很擔心趙之會為第二個賈易，因為趙之當年在參加館閣員考試時曾被蘇軾斥責為品行不端的斂財之徒，這自然讓趙之對其恨得牙發。如今趙之了監察史，蘇軾的苦日子可以說才剛剛開始。聯想到自程頤被貶出京後自己接連到言的無端指責，蘇軾也預到即將到來的這個西元1088年註定將是步履維艱之年。
果不其然，春節大長假剛一結束，蘇軾就又被人攻擊了，此人正是不久前才剛給了蘇軾當頭一棒的王覿。這一次王覿直接就在奏疏裡開始對蘇軾攆人，他說蘇軾這個人舞文弄墨確實是一把好手，但在理義上面卻是一個瞎子，此人本就不懂治國理政之道卻還總是喜歡誇誇其談。如果讓蘇軾一直久居朝廷，那此人必會整些稀奇古怪的么蛾子出來，到頭來吃苦罪的還是國家和老百姓。所以，對於蘇軾這種人就應該讓他出京去做一方郡守，如此才能讓那些總想搞些花樣出來的場投機分子引以為戒。
這已經是赤地在趕人了，可問題是蘇軾真的犯了什麼大錯特錯嗎？他到底在此期間都做了或說了什麼讓這幫人對他如此看不順眼呢？
來說，蘇軾做了兩件事，其一就是反對朝廷將多年以前就改道北流的黃河再改回東流故道，其二就是西夏大舉寇涇原路殺掠宋朝軍民數萬人，可宋朝不但沒有進行反擊更是連問罪之舉都沒有。蘇軾認為宋朝不該如此縱容西夏，長此以往恐為衰之象。
蘇軾不過就是對當下這個毫無生髮之氣的朝廷和國家提出了自己在政和外上的一點看法和建議，他甚至都沒有提到要改良法度，更沒有試圖去僚集團的切利益。相比當年同樣只是個翰林學士的王安石在神宗面前拿出了一整套富國強軍的改革理論和措施，蘇軾的這種行為連雨都算不上，可僅憑這些就足以讓某些人把他當又一個潛在的禍國害民之徒進而對其嚴加防範。
事實上，蘇軾想要複製王安石的政治模式幾乎是毫無可能。王安石對國家的長遠發展有著一套健全的思想理論和的現實發展規劃，那是他幾十年為生涯的心得和總結，可蘇軾在這方面著實與王安石不在同一個層次。他不是什麼宏觀層面的社會改革家，他也沒有那麼大的志向和能耐，他就想活在當下，只是想把眼前所看到的坑坑窪窪給填平了，僅此而已。
再者說，就算蘇軾想要大干戈來一場社會層面的改革，但高滔滔肯定不會同意，文彥博、呂公著這等鬚髮皆白堪稱鎮國柱石一般的朝廷重臣也不會同意。這些人都喜歡並且極度地欣賞蘇軾的才華，這個一點也不假，可如果說這三個都已經七老八十的老大爺和老太婆會對社會改革有興趣就純屬扯淡。此時帝國權力頂峰的他們到了這個人生階段唯一所期的事恐怕就是一個穩定，對他們而言，只要不是遼國人殺到了開封城門口，其他的事都是小事。
有鑑於此，即使蘇軾真如某些言所說的那樣是一個心的不安定分子，是一個想搞事的政治投機分子，可蘇軾一旦真的蹦起來就會發現他本沒有生存的土壤。反對者之所以堅決反對朝廷重用蘇軾或許只有兩個原因，其一就是地域歧視，北方士族集團的代言人不希哪天再由一個喜歡折騰的南方人來主持朝局，其二便是這些人被之前的王安石和呂惠卿給出了心理影，但凡誰的上有當年王呂二人的影子都會讓他們骨悚然繼而神經繃並由此產生過激反應。
面對這群神經過敏的“神經病”，蘇軾又是怎麼做的呢？之前有人指責他是蜀黨的黨魁並與以程頤為首的黨在進行著各種明裡暗裡的相互攻訐，蘇軾為證清白自請出京外放但被拒絕，如今朔黨又在指責他是一個包藏野心和禍心的政治投機分子，蘇軾的選擇是不予理睬依舊我行我素。
王安石開始變法時，蘇軾認為新法的某些法令實屬害民之舉所以堅決反對，司馬當政並開始全面廢除新法時，他認為司馬過於激進所以極力抗辯。這樣做雖然讓蘇軾顯得有些裡外不是人，但他始終覺得自己是站在一個客觀公正的立場上在為國言事，他從不認為自己屬於什麼黨派，他只做自己認為正確的事。
看到蘇軾再次將自己置於輿論的風尖浪口，畢仲遊給蘇軾寫了一封勸誡信。他勸告蘇軾要小心禍從口出，你的那些話有人聽了當然喜歡，可有的人聽了則會對你心生怨恨。喜歡你的那些人未必會真的出手幫助你，但怨恨你的人卻會因此而找到攻擊你的口實。你既不是諫也不是史，你為一個翰林學士卻總是在指陳時弊且毫不顧忌這樣做可能會得罪朝中的某些利益集團，你這樣做不但將自己置於險境，而且最後很有可能一事無。
畢仲遊說這番話當然是為了蘇軾著想，他希蘇軾能夠明哲保，不該說的話就不要說，如此本本分分地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也能太平度日長富貴。可是，蘇軾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那他也就不蘇軾，而是應該改名晏殊或者王珪。
蘇軾死後，他的墓誌銘是由他的弟弟蘇轍撰寫的。在蘇軾的墓誌銘裡，蘇轍在開篇階段講了一個故事：蘇軾十歲那年，他的母親程氏給他讀講《漢書 ·範滂傳》。
這個範滂是東漢末年的一個清廉正直的青年員，也正因為他的正直不阿而得罪了朝中的權貴和勢力龐大的宦集團。西元169年，在宦集團的縱和迫下，漢靈帝劉宏下令在全國範圍逮捕並誅殺一批“黨”，範滂的大名赫然在列。為了不連累他人和家小，範滂主投案並在不久之後被押赴刑場死。臨刑前，範滂的母親前來與時年僅三十三歲的兒子訣別，範滂泣不聲地對母親說道：“我死之後自有弟弟代我盡孝，孩兒忠於大義死得其所，只希母親能夠節哀順變不要為孩兒的死而過度悲傷。”
範滂的母親回道：“你現在能夠與李膺、杜齊名，死亦何憾？為母能夠有你這樣的兒子此生亦無所憾！”
小蘇軾聽完這個故事得無以復加，他抬起小腦袋向母親問道：“如果我將來也去做一個像範滂這樣的人，媽媽你會同意嗎？”
程氏沉片刻，然後笑道：“如果你將來真的做了範滂，那媽媽自是範母第二！”
蘇軾當即表示將來如果有機會定做第二個範滂，程氏不無欣地笑道：“吾有子矣！”
我們突然說這個事沒有別的用意，只是為了說明蘇軾這一生在政治上的所作所為其實都可以解釋為他是在踐行當初對母親的那番允諾——他自己認為應該去做的事就一定會堅持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