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朝廷將黃河改回故道的詔命暫時收回並命人前去河北實地勘測和評估此項工程利弊時，蘇軾知道自己又一次贏了。功啟用免役法以及功停黃河重回故道的超級水利工程，在當時的宋朝能夠將這兩件事做一件就足以聳天下，可蘇軾卻是兩件事都做了。
一時間，本就紅得發紫的蘇軾怎可是一個志得意滿就可以形容，可此時已經過了知天命之年的蘇軾在政治上早不是輕狂之輩。月盈則虧的道理他顯然是懂得的，他深知自己現在每前進一步就意味著距離危險更近一步。或許直到此刻他才會更加深刻地會到了曾經出自他筆下的那一千古名句的另一層深意，那句話做——高不勝寒。
同樣的一句話，蘇軾當年只是以此寫景，如今卻是以此推心。然而，大事者不拘小節，相較於國家利益和百姓福祉，個人的得失榮辱實在是算不得什麼。這是屬於每一個以天下為己任之人的獨有榮耀，但也是他們的悲哀之所在，蘇軾也在這其中。
世間萬都免不了盛極必衰的法則，此時在個人聲和名上都達到人生頂峰的蘇軾當然也不能例外。只是誰都沒想到他的猝然跌落竟然不是因為他自己的原因造的，而是來自於千里之外的一場飛來橫禍。
西元1088年12月，江寧府司理參軍兼鄆州州學教授周穜向朝廷上了一道奏疏，這裡面沒有別的訴求，只是奏請朝廷讓王安石的靈位配神宗廟庭。不曾想，此事立馬在朝中一石激起千層浪，蘇軾更是由此覺自己脖子一陣發涼。
周穜是熙寧年間的進士，而在他考中進士之前王安石就對他備加讚賞，可以說王安石是他人生裡對其有知遇之恩的第一個伯樂。考中進士之後，周穜被派往江寧府擔任右司禮，此後便一直在江寧府為。王安石致仕以後便在江寧居，周穜在此期間也一直以師禮事王安石，他甚至為此而放棄了外任為的機會，一切就只為能夠在王安石的邊聆聽教誨。
蘇軾幾年前去往江寧拜會王安石的時候很有可能也跟周穜見過面，他對這個晚輩同樣也是欣賞有加。在王安石病故之後，正是緣於蘇軾的舉薦才讓周穜得以前往鄆州擔任州學教授。在此之後，周穜和蘇軾也時常保持書信往來，二人由此日深。
或許是出於對王安石的念之以及對朝廷在王安石死後對其給予的禮遇頗有不滿，為了報答王安石對自己的恩遇，周穜便在這時上疏請求追加對王安石的恩典，也就是我們上面所提到了讓王安石配神宗廟庭。
提到神宗皇帝，無論是當時還是後世肯定都會第一個就想到王安石，這對君臣幾乎就是連為一的。從這個層面上來說，讓前宰相王安石配神宗廟庭本是無可厚非，但問題就在於此時早已是反對新法的保守派在執政，周穜的這道奏疏無疑就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韙”。讓一個反派領袖的牌位出現在帝廟裡並後世帝王的祭拜，這簡直就是天下之大稽，司馬都沒有這種待遇，何況還是你王安石！
政治嗅覺極其靈敏的宋朝言們就此發現突然間喜從天降。這個周穜此時竟敢跳出來說這種話無疑就是在主找，他這樣做不但會讓王安石被“鞭”，他自己更是不會有好下場，順帶著當初對他有舉薦之恩的蘇軾也會因此而付出慘重的代價。
司馬的高徒劉安世就像是嗅到了腥味的大白鯊立馬興得手舞足蹈，他急上疏彈劾周穜，其中有言：“周穜請求讓已故宰相王安石配先帝廟庭，此言一齣整個朝野為之駭然。當年前宰相錢惟演因為擅議宗廟之罪被罷去宰相之職，周穜只是一個芝麻小卻也敢妄議先帝廟堂配，此人明顯就是一個不知天高地厚且包藏禍心之徒。區區一個州學教授竟然陵蔑公議妄論典禮，此罪實難可恕。倘若王安石有大功於社稷倒也罷了，可其執政期間毫無善政反而禍國殃民以至流毒至今，這樣的一個人怎可配先帝廟庭？臣懇請陛下對周穜施以重責以明好惡！”
當初出於對神宗皇帝最基本的敬重，也是出於司馬等保守派領袖對王安石本人的敬重，所以在王安石死後朝廷還是給予了他最起碼的尊重，但他的名字在此時的宋朝依舊是一個不可貿然涉足的區。劉安世在彈劾周穜的奏疏裡對王安石的那一番評價和定位也正是宋朝方這一時期對王安石的定位和評價，這是一條任何人都不敢去的紅線，否則就是所謂的在與天下為敵。關於這一點，混跡場的人都是心知肚明。
在劉安世的這道奏疏呈上之後，蘇軾知道自己的危險也近了。人人都知道周穜是了他的舉薦才得以升，他的政敵必然會藉此對他發攻擊。與其坐等捱打不如主出擊（認錯），於是蘇軾也上疏彈劾周穜並請求朝廷對其施予懲戒。
我們過蘇軾的這道奏疏可以非常明顯地到無論何時政治鬥爭都是極其的殘酷和無奈，強如蘇軾也不得不在劉安世高高舉起的這面紅旗下低頭，甚至是不得不違背自己的良心說一些違心的話。
說一個可能不太恰當的比喻，王安石就好比當時的“反革命領袖”，蘇軾在這個時候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必須站出來對王安石進行無的批判，否則別說是那幫言和政敵，就連高滔滔都很有可能由此對他“因生恨”，蘇軾乃至於他的家小和親朋可能也將從此跌萬劫不復的深淵。如果我們能夠看懂這段歷史、看懂蘇軾接下來的所為，那麼我們也就不會對後來的某些我們所知的歷史事件到疑。
蘇軾在這道奏疏裡這樣說道：“ 近聞周穜上疏請以故相王安石配神宗廟庭。按漢律，擅議宗廟者誅之，本朝立國以來帝廟配之事連後繼天子亦不能自專，周穜只是一疏遠小臣卻行此悖舉，如不嚴懲置朝廷威儀何在？臣以為王安石生平所為其是非邪正早已中外知，陛下和太后亦知，先帝也因為終識其人而將其外放以致終生永不復用。如今朝廷撥反正已有數年，王安石的黨徒也相繼被罷免斥退，新法一應被廢，王安石所注經義及其佛老之學也被定論為異端邪說，如此天下方為大定。周穜此時妄議廟庭其心可誅其行不可恕，他這分明是在試探朝廷之意以圖恢復王安石的學說。作為周穜的舉薦人，臣識人不明以至此人行此謬舉，今特上疏自劾，誠請陛下命有司治罪於臣妄舉之罪以儆效尤。”
別的不說，我們單說蘇軾在這裡對王安石的一番評議，我們不要問：這還是當初不吝讚譽之詞為王安石撰寫追贈太傅制書的那個蘇軾嗎？可是，蘇軾此時還敢再說王安石一句好嗎？為了在這個複雜險惡的政治環境下繼續生存下去，他是不得不如此，而這就是一個合格的政治家最基本的素養。說難聽點，這是他們所必備的臉，說好聽點，這是一種能屈能的大丈夫神。
海瑞這種萬民稱頌的清和好為什麼在場混不下去？為什麼所有員都對其敬而遠之？為什麼所有人都希他永遠活在遠方而不是自己的邊？為什麼他這種人永遠不可能為宰輔重臣？還是那句話，做人和做事不可一概而論。誠然，一生剛直不阿從不知道拐彎的人最後也能位居宰輔的例外況也是有的，憾的是海瑞並不在那麟角的例外之人當中，偉大如蘇軾者也得在現實面前低下他這顆無比高傲的頭顱。
如果單看蘇軾的這份奏疏，我們無疑都會覺得他是一個反覆無常的卑鄙小人。他不但嚴重貶低王安石及其在政治和學上的就，更是睜眼說瞎話把王安石的主歸說是神宗對他的永不復用，再聯想到他當初與王安石的金陵之會以及王安石死後他的那一番追懷和念，一個言行反覆的可恥小人的臉就此躍然紙上。但是，如果我們知道這份奏疏是出自何種環境和背景就會對此另有一番解讀和認知。
口是心非通常被視為一個貶義詞，這個詞如果放在這時候的蘇軾上卻又是另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更讓蘇軾到不安的是，即使他都這樣表忠心了卻還是被人質疑他到底是屬於哪個陣營的人？ 你蘇軾主認錯並申領罰單，可對面那人卻不聲甚至都不拿正眼瞧你，這說明了什麼？這隻能說明對方認為你對錯誤的認識還不夠深刻，你還得另有表示才行。
蘇軾不得已只能再又上了一道奏疏，他在這裡面把自己的錯誤和認識再又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這一次他不但加大了對王安石的批判力度，而且還把蔡確、呂惠卿、李定、李憲等所有變法派大臣統統再又拖出來暴打了一頓。這還沒完，在變法期間被保守派著重攻擊的青苗法、市易法等法令也被蘇軾拿出來大加批判。最後，蘇軾建議一定要對周穜予以嚴懲並以此斷絕變法派餘孽的所有痴心妄想，否則諸如呂惠卿之輩就一定會以為自己再又可以蠢蠢乃至在不久之後再又興風作浪。
只是這些當然還不夠，蘇軾還得進行深刻的認錯。他再次申請對自己進行重責，如果朝廷不罰他或者是對他從輕發落都是在以私廢法，而他也不會因此而暗自竊喜，反而會如在鬧市被當眾鞭打一般愧不自勝，而且也會因此而無存活於世。
如此這般深刻反省之後，蘇軾總算是把自己再次塑造為了一個鐵桿的保守派領袖人。高滔滔和宋朝的兩府大臣也就此鬆了口氣：看來這蘇軾同志還是沒有變的，既然如此，那就還是給他一次繼續為國效力的機會。至於對蘇軾的懲罰也就免了，但這個周穜顯然是不能免罪的。
此事最後終以周穜被罷職留籍而告終。也就是說周穜的籍還在，但現在要暫時地讓他戴罪反省一番，以後再觀其表現決定讓他何時復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