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將老持重的範純仁重新提拔為宰相之後，自認為就此穩固了朝局的高滔滔終於是長出了一口氣，這年已經六十一歲且執掌國政長達九年的也很快就走到了自己人生的終點。就在範純仁重新拜相的次月，高滔滔突然臥床不起且病急劇惡化。
由於此時的高滔滔並未還政於哲宗，所以仍然還是攝政太后，這也就導致即將年滿十七週歲的哲宗還是不能單獨臨朝聽政決事，宋朝的一切軍國大事皆由以呂大防和範純仁為首的兩府大臣決議。為了給病重的高滔滔祈福，朝廷決定大赦天下以期能夠以此上蒼延續其命。不過，參考之前與此類似的事件就會發現這樣做基本上一點用也沒有，那些大赦令無一例外地沒能挽回宋朝那些家的生命，高滔滔自然也不例外。
在臨終之前，高滔滔在寢宮召見了兩府的大臣並向他們代了後事。說：“今病勢有加，與公等必不相見，且善輔佐家。老歿後，必多有調戲家者，宜勿聽之。”
從這話裡我們應該看出高滔滔已經是自知命不久矣，而且也決定準備在死後放權給哲宗讓其親政。同時，我們也能夠看出對朝廷未來政治局勢的擔憂，的這個即將人的孫子在政治立場上的表現讓到很是不安，而這也從中證明了的失敗：九年時間的心教育和朝夕相都沒能讓將趙煦給改造過來，反而越加助長了小皇帝的那顆叛逆之心，雖然這個年一直都表現得看似很聽話很低調。
說句或許不太恰當的話，從高滔滔的這番話裡其實很明顯地能夠看出本不是一個合格的政治家，在政治上不過就是一介普通的泛泛之輩。改了神宗的國策和法度，可卻沒有為自己培養出一個能夠忠實於的接班人，而且在明知自己的接班人會否定的政治路線的況下，竟然把守住大旗的全部希寄託在了一幫臣屬的上。這是屬於典型的政治愚蠢行為，如此也可見終究只是一個普通婦人，頂多就是一個大戶人家裡格強勢的主事。
如果高滔滔真的是一個合格乃至優秀的政治家，那絕不會讓哲宗這個已經顯痕跡的“反骨仔”接替他執掌國政，畢竟政治鬥爭就意味著你死我活，哲宗如果將的國策再度推翻就意味著將在歷史上“臭名昭著”，這一點在神宗皇帝的上現得尤為明顯。高滔滔當政期間，神宗被認定為國之君，所以為母親的高滔滔要為子改過，而哲宗親政後，神宗的形象又變了神武有為之君，但宋高宗時期將北宋滅亡的源歸咎於熙寧變法，神宗再又了被貶低的件，他了一個人矇蔽、志大才疏、心理脆弱、妄干戈的浮薄之君，這便是宋朝的方史書《神宗實錄》前後三次被大規模修改的整個緣由和過程。
可以想象的是，如果哲宗沒有早亡，那麼趙構的天才父親趙佶也就本沒有染指皇權的機會，他趙構也會被淹沒在歷史的塵垢之中，他也就沒有機會去篡改那份被哲宗所認可的《神宗實錄》。說這話沒有別的意思，只是想說倘若哲宗能夠正常的壽終正寢，那麼神宗在歷史上也就不會被否定，而高滔滔也絕無什麼“中堯舜”的譽，司馬之流更是會被後世所唾棄。然而，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也是由活人來寫的，哲宗的早亡最終給了趙構這樣的一個機會來否定他的祖父神宗皇帝。
兜了這麼大的一個圈子，我們無非就是想說為國家的領袖定然會在接班人的問題上慎之又慎，他絕對不會選一個反骨仔來做接班人，甚至是但凡被他有所懷疑的人都會被他排除在外。接班人必須是忠誠可靠的，至表面上必須表現得忠誠可靠。殊不見赫魯曉夫和列日涅夫在當權之前對領袖表現得何其忠誠甚至是諂，如此才讓他們贏得了領袖的信任並最終得以順利接班，然後才有他們對各自領袖的反戈一擊。
高滔滔明知哲宗“不可靠”卻沒有對此做出任何的防範措施，寄希一幫臣下能夠制約皇帝從而維持的國政方針顯得是那麼的稚可笑。再不濟也可以為哲宗再安排一個監護人，比如把神宗的正室向太后給提拔為新任的攝政太后，可沒有這樣做。明知自己死後國家恐有翻天覆地之變，明知自己生前所做的一切恐會被全盤否定，可還是把權力給了一個讓他一點也不放心的接班人。對於一個政治家尤其是國家領袖而言，這是一個不可原諒的錯誤。
不客氣地說，高滔滔或許在封建禮法上可以勉強稱道，但在政治上卻是極其愚蠢和稚，更是對治下的這個國家不負責任。我們在這裡說頂多就是一個大戶人家的主事婦人，這其實並無多大不妥，至於舊黨給的那個“中堯舜”的評價則是天下之大稽。
在代了政治言之後，高滔滔在這年的九月魂歸冥府，宋朝從此開始真正地進“哲宗時代”。
來看看舊黨給高滔滔的蓋棺定論：自垂簾以來，召用名臣，罷廢新法苛政。臨政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安。杜絕降僥倖，裁抑外傢俬恩，文思院奉上之，無問世細，終不取其一。人以為中堯舜。
能夠被人比作堯舜，這可謂是極高、超高乃至絕高的評價，但高滔滔真的名副其實嗎？還是那句話，作為一個國家的執政者和最高統治者，我們在給高滔滔做出評定的時候所參考的應該是對這個國家和百姓都做了什麼？
舊黨的史著重提到了高滔滔在攝政之後“杜絕降僥倖，裁抑外傢俬恩，文思院奉上之，無問世細，終不取其一”，但這是什麼？這只是高滔滔的私德，只是在說對自己的外戚一族很是嚴格，說沒有對高氏一族大肆封，可這難道不是這個攝政太后應該做的嗎？
再者說，高家人已經風了一百年了，高家的歷代祖先更是早在幾十年前就被追封為王爵，高氏的後人們也個個都是京城裡的富貴散人，難道說非要把這些人都提拔到實權部門當個大才合乎常理嗎？史書裡另外還提到了的節儉，說對上貢之從不流口水更是從來不手。恕我直言，為一個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有必要提什麼節儉嗎？有必要刻意強調在質上是否貪婪嗎？整個天下都是的，這節儉和貪婪從何說起呢？更何況以私德去定義一個“帝王”本就是一種錯誤，因為帝王只論功過，凡人才論私德與善惡。
在當政之初，高滔滔或許是真的想讓宋朝實現政治清明，而言就是讓新舊兩黨實現政治和解從而共同為國出力。可是，隨著司馬的回朝，隨著舊黨對神宗朝的全盤否定，歷史的車就此完全離了高滔滔的掌控。對於司馬的一切所為，無力阻止甚至是從中起到了幫兇的作用，所期的政治和解也就此徹底夢碎。非但如此，在蔡確的“車蓋亭詩案”中，因為深覺自己到冒犯的高滔滔更是親自手將宋朝的政治環境變得越發的惡劣。當變法派被徹底打倒之後，保守派隨即陷永無休止的各種鬥，至於一個國家最重要的國計民生問題則是被他們棄之不顧，高滔滔對此同樣無可奈何只能聽之任之。可以說，在高滔滔當政的九年時間裡，整個宋朝在社會層面上近乎於是一潭毫無生氣的死水，唯獨朝堂上的爭鬥一直都火沖天，所謂的“朝廷清明”實在是不知所云。
再來說“華夏綏安”。事實上，在這九年裡宋朝的西北邊境就一直沒有安寧過，這九年裡西夏幾乎每年都在越境挑釁並越來越囂張。面對如此局面，宋朝的態度卻是一味忍讓，而且還恢復了對西夏的歲賜和邊關貿易。更不可思議的是，宋朝一邊被西夏人隨意，一邊還主將米脂等四座城池完完整整地到了西夏的手裡。凡此種種只為讓西夏乖乖聽話不再生事，倘若這樣真的換來了兩國之間的和平倒也罷了，可問題是西夏那邊從來就沒有老實過，反倒是宋朝一再嚴令邊境各宋軍不得生事，哪怕是主被攻擊了也不得越境報復。那麼，這到底算怎麼一回事？在這方面，恐怕慈禧都會覺得自己在高滔滔的面前能夠昂首一回吧？
政上無力阻止和杜絕日益嚴重的各個派系和利益集團之間的黨爭，經濟上無所作為空吃老本，行政上對冗問題導致財政耗損無計可施，為政上毫無大局和長遠意識並輒以個人喜惡來提拔和貶黜員，對外政策上更是對西夏極至退讓和妥協以求苟安。請問：如此之人怎麼就和堯舜這類近乎完的君王扯上了聯絡？
為晚輩，對於自己的姨母兼婆婆曹太后毫無禮數；為妻子，對自己的丈夫宋英宗霸道強悍；為母親，對自己剛剛過世的兒子宋神宗進行了全盤否定；為婆婆，對自己的兒媳婦朱太妃極致苛刻；為祖母，完全忽視哲宗本人的心和需求強行以自己的方式將所謂的“”加諸於。難道這就是堯舜當年的為人和為君之道？
如果說神宗留下的是一個國庫充盈、軍力強盛、農業發展、經濟繁榮且政治思想高度統一的國家，那麼高滔滔為哲宗留下的則是一個國庫日益見底、軍事萎靡、農業和經濟原地踏步甚至是倒退且政治局勢時刻都有可能發生炸的局面。本該在神宗所打下的基礎上為自己的孫子留下一個更加繁榮和穩定的帝國，可實際上卻是留下了一個危機四伏的爛攤子等著他的這個年輕氣盛且常年備制的孫子來為其善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