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轍罷之日負責為他撰寫罷制的是中書舍人吳安詩。作為舊黨的同僚，吳安詩在罷制裡對蘇轍極盡褒之詞，其中有云：風節天下所聞，原誠終是君。哲宗為此而大怒，在言虞策和郭知章的彈劾下，吳安詩從中書舍人被降為起居舍人。
呂大防因為拒絕合作而被罷相，蘇轍因為反對重啟神宗新法而被罷，哲宗這已經不是殺儆猴了，而是殺猴儆。接下來，哲宗又命蔡卞同修國史，然後又把翟思、上均、周秩、劉拯等支援他重啟新法的人提拔到言系統充作方舌。然而，相比這些人，哲宗另外提拔的那個人才是真正地讓保守派員到恐懼，此人便是時任淮南轉運副使的張商英。
張商英這個人我們已經很久沒有提到他了。作為當年被章惇極力欣賞並推薦給王安石的一代英才，張商英二十二歲中進士，三十歲就升任史，照這個勢頭髮展下去他完全有可能複製寇準當年的傳奇仕途，可惜的是此人終究還是為自己的輕狂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在神宗年間，張商英先後兩次遭重貶，等到保守派復辟時他也不過只是一個小小的開封府推，而那時候的他也已經四十三歲了。
人生已經走完半途的張商英在經歷了宦海的沉浮後此時也漸漸地丟失了那顆年心。既然自己在新黨執政時總是被針對和打，那麼在舊黨復辟的況下改投明主又有何不可呢？悲催的是，就因為他曾經被章惇和王安石賞識且在神宗年間攻擊和彈劾過舊黨人士，所以他也不為舊黨所容。儘管張商英為了能夠融新的組織而對文彥博、司馬和呂公著大加溢之詞，甚至將這些舊黨巨頭比作是當代周公，可他那狂不改的本最終還是讓他再次栽了大跟頭——他寫信給蘇軾希蘇軾能夠推薦他做言並宣稱自己要以一的浩然正氣為朝廷整頓風氣（老僧住烏寺，呵佛罵祖）。
就因為他的這句狂妄之言，當時擔任尚書右僕的次相呂公著將其貶出京城出任河東路刑獄提點。此後八年裡他又先後在河北路、江西路、淮南路輾轉奔波，當哲宗在這年將他召回京城時，張商英已經是一個五十二歲的半百老頭了。
張商英這一次得到的新職是右正言，換言之，這二十多年裡他一直在仕途上原地打轉，這種人生履歷足以讓一個人的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不過，客觀地說，張商英算不得是那類見風使舵的險之輩，即使他昧著良心對司馬等人大唱讚歌也毫沒能撼他對王安石和新法的尊崇，司馬廢除新法時他也曾經上疏極言不應對新法全盤否定。更準確地說，元佑初年的張商英之所以想往舊黨邊靠攏是因為他太想幹出一番事業和就了，畢竟當時的他已經年過不之年，他不想把自己寶貴的浪費在碌碌無為之中，而他又沒有辦法說服自己老老實實地做一個地方能吏。
哲宗的這道詔令讓張商英頗有種枯木逢春的快，他本已漸趨無力的四肢頓時重新煥發了青春的活力。有鑑於這九年來一直被執政的保守派像個玩似的在大江南北調來調去，張商英此次更是抱著一顆要為自己雪恥報仇的心態急赴京城。
一到京城，張商英還不等屁下面的椅子坐熱便給哲宗上了一道急奏：“陛下，偉大的先帝是多麼的盛德大業且又絕古今，可司馬、呂公著、劉摯、呂大防等人這些年相繼執政幾乎將先帝的事業敗壞殆盡，而且他們還對先帝及其新政公開地在各類公文裡進行譏諷和詆譭。臣懇請陛下讓臣將這九年裡上至三省下至六部以及史臺的各類封存的公告文書進行逐一核查以辨明這九年裡的正邪是非，如此方可為先帝討回公道！”
張商英這顯然是想翻舊賬，更是要對舊党進行史無前例的大清算。此外，他還直接點名呂大防、梁燾、範祖禹等人就是實打實的邪，司馬、文彥博、呂公著等人更是上負先帝下愧黎民，他認為應該追奪這些人的諡號，他還有更激烈說辭——他將高滔滔比作呂雉和武則天這一類的禍國主。為了得到哲宗和變法派大臣的支援，他更是丟擲了一句直這些人心靈痛的話，他提醒這些人不要忘記這九年來所遭的所有屈辱和痛苦——“願陛下無忘元佑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時。”
如此可見，張商英簡直就是拉著一尊大炮並攜帶著大量炮彈風塵僕僕地進了京城，而他要做的就是縱地將這些炮彈一腦地全部轟出去！
繼張商英之後，曾經的變法派得力干將曾布也被召回京城出任翰林學士，未來的大邪蔡京也在這時候以“被迫害者”的份回到京城出任戶部尚書。也正是在曾布的建議下，哲宗在這年四月下詔改年號為“紹聖”。
紹，繼承也，至於這個“聖”又是指的是誰呢？高滔滔嗎？顯然不是，哲宗要繼承的只能是他父親神宗皇帝的志。所謂紹聖，也就是哲宗在向全天下的臣民們明白無誤地表示他將要復行神宗的國策。
皇帝這樣給力，下面的大臣自然得更加賣力才行。李清臣跟大領導的步伐奏請儘快在全國恢復青苗法和免役法，史臺新進的言也打響了他們履新後的第一炮，而這個被炮轟的倒黴蛋又是誰呢？答案是早前就已經跑到河北定州去躲災的大文豪蘇軾！
要說蘇軾的倒黴也純粹是他自找的，當年如果不是他爭著搶著要為呂惠卿撰寫貶制，那麼他也未必會為第一個被變法派炮轟的件。在呂惠卿的那篇名為《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籤書公事》的貶文書裡，蘇軾寫了很多的為他招來禍患的話，比如“兇人在位，民不奠居”，再比如“始與知己，共為欺君。喜則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噬”。
先來說蘇軾的這一句“兇人在位”，這是指的誰？只能是王安石或者神宗皇帝，無論是誰都導致蘇軾現在註定要吃不了兜著走，如果這個兇人指的是神宗皇帝，那麼蘇軾的罪就比他弟弟蘇轍還要嚴重。再來說這句“始與知己，共為欺君。喜則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噬”。這個“知己”當然是指的與呂惠卿同為新黨要員的變法派高，比如說章惇、曾布等人，如今可是變法派當家做主，蘇軾說他們當年一起欺君並在反目仇時相互撕咬，這豈能讓這些人不對蘇軾怒目以視？
以上這些可是白紙黑字的證據，蘇軾哪怕是天下第一大才子也沒法為自己辯解。於是乎，犯下“滔天之罪”的蘇軾直接從河北定州被貶到了廣南東路的英州擔任知州。看上去還不算太壞，可英州已經遠在長江之南的嶺南地區，這在古代對於一名罪而言可是屬於僅次於流放和殺頭的重責。這還不是結束，蘇軾才走到半路上又有新的任命，他被貶為寧遠軍節度副使並惠州安置，從此他又再次為了一名生活和行自由都到當地府監管的政治犯。
蘇軾這年已經五十七歲了，距離他人生的終點也只有七年時間。相比此時同樣也是年過五旬但卻能在後來的徽宗朝出任宰相的張商英，蘇軾往後的人生際遇只能用慘不忍睹來形容，要知道三年後他還將以花甲之高齡漂洋過海到蠻荒之地海南島去看鯨魚。
時也，命也，不由人也。然而，誰又能說這不是蘇軾在償還自己的業債呢？ 回想當初，呂惠卿的貶制本該是由翰林學士劉攽來寫，可蘇軾愣是早早地放出話來說他很想為呂惠卿的罷制而辛苦一場，於是乎劉攽人之特意請了一天假把這個機會讓給了蘇軾。在盡地揮毫潑墨對呂惠卿以及變法派一頓口誅筆伐之後，蘇軾回去之後還意猶未盡地對好友說道：三十年作劊子手，今日方剮得一個有漢！
彼時的蘇軾是何等的快意恩仇，又是何等的不給自己和他人留下一寸餘地。回想當年，此時行走在趕往嶺南之路上的蘇軾是否會覺得有那麼一的後悔呢？
說句不客氣的話，枉蘇軾也算是佛門中人，枉其在烏臺詩案中也算是經歷了人生浩劫並在志修為上頓有所悟之人，可在世之後其行事手段還是太過隨了一些。
得饒人且饒人，做人留一線，日後好相見，此誠可鑑也。
在蘇軾之後，下一個被貶的人是他的老鄉兼好友範祖禹。本來哲宗有意讓範祖禹取代蘇轍擔任門下侍郎，但這遭到了變法派大臣以及言們的反對，在加上範祖禹也和這幫人水火不容且自請外放，於是他就以龍圖閣直學士出知陝州。
範祖禹的事兒並沒有完，他雖然走了，可該他還的債這時候還沒有找到他上來。他得等到幾個月後才會因為被人彈劾在編修《神宗實錄》時“刊落事蹟、變惡”而被貶，隨後他又被彈劾在當年的孃事件中涉嫌辱沒君上，這導致他落得和蘇軾一個下場。範祖禹先後被貶為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以及昭州別駕賀州安置，此後又被遷往賓州和化州。西元1098年，年僅五十八歲的範祖禹在被貶四年後於化州悵然而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