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看呂大防和範祖禹這兩人相繼被罷外放的整個過程，我們從中其實能夠發現哲宗並不想對保守派予以趕盡殺絕，這種事對於為皇帝的他而言絕對不是什麼好事。正如他父親那樣，哲宗多麼希手下的這幫同為孔門弟子的大臣們能夠同心同德致力於國家的建設和發展，而不是搞什麼意識形態的黨爭，更不希由此而導致整個國家和社會元氣大傷進而走向分裂。可是，當皇帝有時候也是很無奈的，要不然宋神宗和高滔滔早就把這事給做了，很多時候為北宋的帝王其命運和日常就是被文集團架著胳膊抬著走。
範祖禹走後，宋朝的前樞使馮京病逝於京城，馮京的婿趁著趙煦前來弔唁的這個機會哭訴著為其父冤。馮京的這個婿姓蔡——蔡確的蔡，沒錯，他正是蔡確的兒子蔡渭。
經過蔡渭這麼一番痛徹心扉的君前喊冤，變法派這才發現和意識到原來他們的老大哥和戰友蔡確同志此時還死不瞑目，在他們的強烈建議下，哲宗隨即下詔給蔡確平反並追復其為右正議大夫。在此後的一段時間裡，蔡確一再地被追復直至一年後被追贈為太師並賜諡號為“忠懷”。與此同時，在元佑年間去世且註定了要在政治上遭冷遇的變法派神導師王安石也在這時候得以“昭雪”，他先是被配於神宗廟庭，隨後在元佑年間被保守派視為洪水猛而遭到封的“荊公新學”也得以被方承認並得到推廣。
做完了這些事之後，哲宗這才把目轉向江南的杭州。那裡有一個人一直都讓他為之而心心念想，在他看來要想弘揚父親的志就必須把這個人召回邊共謀大業。事實上，如果不是因為邊有大臣對章惇其為人頗為微詞，哲宗早就把章惇給召回了京城。
放眼北宋所有的宰相，章惇在行事風格和個人心上可以完全比肩於趙普和寇準這一類政治強人，這類人最大的特點就是強悍得沒朋友。他對敵人狠，對屬於同一陣營的同志也不客氣，這種人在傳統士大夫眼裡就是一個有些招人討厭的文化流氓。此外，如趙普和寇準一樣，章惇也喜歡攬權，他恨不得所有政事都全部出自他的手筆。章惇的這個病就讓那些同樣有政治野心和抱負的同僚到很是傷腦筋，比如說自認為才華和能力都不遜於章惇的李清臣和曾布。
李清臣和曾布論資歷可都不比章惇淺，如今哲宗正在主導社會全面革新，而在呂大防走後首相那把椅子又一直虛位以待，李清臣和曾布可都對此眼穿。如果說此時只是一個翰林學士的曾布還需再加把勁，那麼此時已經貴為當朝第一副宰相的李清臣則是最接近首相寶座的那個人。
至於如今的次相範純仁，立志革新的哲宗怎麼可能讓一箇舊黨分子來做首相以領袖群臣？這倒不是說李清臣之輩就是個追名逐利的貪婪之徒，只是在這個節骨眼上他們都想做宋朝再次走向革新的舵手，因為他們各自都不認同彼此的執政理念，而要想工作順心就只能按照自己的意願來。說白了，變法派的這幾個大佬級人都不服對方，因此誰當了宰相就意味著誰就有權力讓對方屈從於自己，而對方再不願也不得不低頭聽令，除非是他們也想和保守派一樣來個窩裡鬥相互傷害。
不過，在首相的人選問題上，哲宗才是那個最有發言權且是最後拍板的人，而他所中意的那個人從始至終都沒有變過，因為章惇在早年給他留下的印象實在是太過深刻了。在此之前，當王安石和呂惠卿還在朝堂陣之時，章惇還算個聽話的小弟，可他在元年間拜門下侍郎後就逐漸地開始向人們展示他的政治強人姿態。神宗駕崩之後，章惇更是近乎在以一人之力與文彥博、司馬和呂公著這些舊黨巨頭相抗衡，對於臨朝攝政的高滔滔他也是毫不發怵。
章惇這樣的人正是哲宗現在所急需的人才，他要復行新法必然會遭遇重重阻力，也正因如此他才需要章惇這種鋒銳難當的利刃為他充當開路先鋒。相較而言，李清臣這種儒雅之士在他眼裡還是顯得太過持重了一些，章惇這種風風火火的直男更符合他這個正值豪滿懷之人的胃口。
於是乎，哲宗一道詔令就將遠在杭州的章惇直接就提拔為了尚書左僕兼門下侍郎從而進位當朝首相。
章惇的拜相制是翰林學士曾布寫的，在這份制書裡曾布對章惇可謂是極盡褒之詞，這倒不是說曾布是章惇的小迷弟，而是曾布的一次政治投機。既然他現在做不了宰相，那何不在這時候跟章惇主示好呢？章惇出於激定然會把他也給帶兩府，比如說在三省裡給他安排一個侍郎的位置，可讓曾布沒有想到的是章惇在回京之後並沒有把他安排到三省任職，而是把他安排到了樞院去與韓琦的兒子韓忠彥一起主管軍事。
章惇這樣做的原因只是因為他深知曾布不是個簡單的角，本著一山不容二虎的原則，章惇這才把曾布請進了樞院。章惇也沒有想到曾布竟然就此跟他翻了臉，其憤怒和仇恨的程度堪比當年丁謂突然間對寇準的反目仇，而這些後事我們很快就會說到。
得知章惇即將回京並出任首相，次相範純仁坐不住了。他上表稱疾求罷，儘管哲宗數次挽留卻仍然不能讓他回心轉意，哲宗最後也只好同意，範純仁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潁昌府。臨別之際，哲宗特意召見了範純仁並對他說道：“卿耆德碩，朝廷所倚賴，今雖在外，凡時政有可裨益者，但文字言之，無事形跡。”
範純仁這一走，保守派的其他大臣也紛紛是坐立不安，其原因仍然是因為章惇。他們都知道一旦章惇回朝定然不會放過他們，諸如禮部侍郎孔仲武、工部尚書李之純等人相繼主申請出京外任以躲避章惇的鋒銳。
說句或許有些刻薄惡毒的話，正所謂不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保守派執政期間對變法派極力打，如今世道迴，這些人太清楚他們當初都做了什麼又是出於怎樣的機才做了那些事，因而他們也堅信對方會對其施以同等乃至是加倍的回報。他們知道自己不是什麼君子，更知道對方和他們也是一路貨，值此風起雲湧之時唯有主避險才是生存的王道。
這裡再一次宣告一下我的個人觀點，無論是元佑時期保守派的復辟還是紹聖年間變法派的再度崛起，這期間所發生的集政治打和爭鬥都不是什麼正義和邪惡之爭，而是純粹意義上的意氣和意識形態之爭，這裡面沒有多是非對錯可言，有的只是人的醜陋和利益的爭奪。如果非要說二者有什麼不同，那我只能說變法派相較而言多還知道在這個過程中照顧一下國家的利益，而保守派完全就是一群為了反對而反對的僚，也是一群固步自封並沉溺於各種鬥坐等國家安樂死的因循守舊之輩——他們沒有能力解決國家所面臨的問題和危機，也反對別人去解決這些問題和危機，他們和那溫水裡的青蛙別無二致。
在章惇到任之前，哲宗再又釋出了新的人事任命：觀文殿學士安燾為門下侍郎，蘇州知州呂惠卿改任江寧知府。同時，哲宗命曾布和蔡卞重修《神宗實錄》以重新為自己的父親正名，而在章惇回京後哲宗更是命這位新首相監修《神宗實錄》和《國史》。
需要說明的是，章惇回京之日，滿朝的文武大臣幾乎集前去城門口迎接這位新任宰相，但章惇可不會因為他人的迎奉和討好而收斂住他的這顆憋得已經快要炸的小心臟。
章惇回京之後第一個選擇主跑路的保守派大臣就是時任僉書樞院事的劉奉世。此人完全就是被章惇給嚇跑的，求錘得錘的他隨即就被罷為真定府路安使兼知德軍。小試牛刀後，新上任的章惇開始燒他的第一把大火——追究元佑年間將安疆、葭蘆、浮圖、米脂四座城池割讓給西夏的主事者的責任。
這可不是什麼政治報復，保守派的割地行為就算千年過後也仍然是司馬和文彥博等人無法洗刷的汙點，即便他們的信徒可以為他們的行為找到各種開的理由也無濟於事。更重要的原因在於，如果割地能換來和平以及西夏的恭順倒也罷了，可實際上卻是換來了西夏人更為囂張和跋扈的臉，西夏的相國樑乙逋更是公然在西夏的朝堂上大言不慚地嚷道：“自開國以來宋朝可曾像如今這樣畏懼過我們？”
再者，如之前所言的那樣，大宋的無數軍民用鮮和生命才奪下的土地竟然拱手送於敵國，這在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人眼裡都是十足的賣國行為。當時的司馬權勢熏天以至無人敢反對其個人意志，可如今世道已變，這筆賬也到了該清算的時候了。
對章惇和變法派而言，追究此事可達到一石二鳥的作用和效果。一來他們此舉可謂是站在正義和公理的層面上在審判賣國者的罪行，二來變法派也可以藉此名正言順地將保守派的頑固勢力徹底清理出朝廷，而且就連司馬和呂公著這些已經死了的人也別想躲過這一次的秋後算賬。
在給哲宗的奏疏裡，章惇這樣說道：“西北割地事件在是司馬和文彥博在主導，孫覺和王存皆是從犯，在外則是趙昪和範純粹（范仲淹的子）這些邊臣在主議， 這二人深知割地之害卻一味地迎合司馬。如果說孫覺和王存等輩是因為不知利害而附和大臣，那麼趙昪和範純粹為邊帥卻如此附會大臣便是挾罔上，此罪萬不可恕也。”
對此，哲宗深以為然。
有了哲宗的點頭，接下來所發生的事就顯得毫不為奇。以西北割地事件為導火索，章惇再又請求重責呂大防和劉摯、蘇轍等元佑時期的兩府大臣，再加上張商英從海量的奏疏裡揪住了這些人的無數條涉嫌詆譭神宗朝政和國策的小辮子，於是乎一幫元佑時期的重臣紛紛再遭重貶。如下：前宰相、現任永興軍知軍呂大防降授右正議大夫、知隨州；前宰相、現任知青州劉摯落職，降授左朝議大夫、知黃州；前門下侍郎、現任知汝州蘇轍降授左朝議大夫、知袁州；英州知州蘇軾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範純粹降一等為直龍圖閣、知延安府；知鄆州梁燾改知鄂州；知德軍劉安世改知南安軍；管句西京崇福宮吳安詩監州鹽酒稅；知虢州韓川改知坊州；權知應天府孫升改知房州，並落職降；呂公著的兒子呂希純落職降並出知亳州。
最後倒黴的才是真正的重量級人，章惇認為已經跑到穎昌府去避難的範純仁也要為割地事件承擔責任。不但如此，他還認為範純仁對於元佑更化事件也要承擔承認。總之，作為元佑時期位及宰相的保守派重臣，範純仁無論如何都是必須要到責罰的，單是贊同並參與擅改神宗的國策就足以給他定罪。哲宗對此不是很贊同，他說範純仁是個德行高尚的君子且並未參與結黨，但章惇認為範純仁拒絕為新朝效力就已經說明了他的政治態度和立場，如此一來範純仁雖然未被貶但卻被降一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