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載坖很清楚，直道的建設是很重要的，但是驛傳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對於一些通不太方便的地方，郵驛系統就極為重要了，兵部尚書王崇古也說道：“陛下，驛站所以宣佈政令，絡繹往來，無有停止，事最浩繁，費亦彌廣。”
作為兵部管理的重要機構，驛傳是非常之重要的，驛站和遞運所承擔著遞送使客、飛報軍、轉運軍需的重任，按照大明會典對於驛傳和相關人員執掌的介紹：“驛，驛丞典郵傳迎送之事，凡舟車、夫馬、廩糧、庖廚、裯帳，視使客之品秩，僕伕之多寡而謹供應之，支直於府州縣，而籍其出。”
作為朝廷重要的資訊部門，驛傳的重要是滿朝皆知的，朝廷為了保證驛傳的通暢，制定了嚴格的規定，採取使用如符驗、勘合等關文來對乘驛人員進行限制，但是到了現在，各種對於驛傳制度的破壞層出不窮，兵部尚書王崇古就說道：“陛下，士而任京職方面，旅食傭價，似亦非，往往假借勘合、牌票以乘驛。即不然而自行遣牌，州縣未常有不應付者，聽其自取，而無以制之，非法也，更甚者借關夫馬，使驛傳虛構，非為也！”
各級員甚至家人奴僕，違制使用驛站，在大明已經是不稀奇的事了，按照大明定例，驛遞的關文正常況下只有馳檄和致仕的名義才能使用，其他的一些出京員借討兵部、都指揮使司、布政司、按察司的關文，假借這些部門員的名義起關驛站的夫馬，就是借關。
更有甚者，員對役夫以各種名義索求錢糧，如趕牽錢、堂羅錢、見面錢等等林林總總，役夫作為驛傳系統中最底層的人，面對員的勒索毫無還手之力，紛紛不堪其擾，困苦不已。雖然朝廷多次下達命令，要求整頓驛站，但是收效甚微。
張居正也陳奏道：“陛下，國初以驛遞宣傳王命、飛報軍，比者法盡更糜費十倍。所過承，必須正差勘合，填定職名、地方、夫馬之數，方許應付。然驛傳借關、分關之弊，之不止，莫若仿行會典所載事例，凡員赴任遠者，明給腳力，使民不得為。”
現在員們將朝廷的驛傳系統作為自己的一項福利，隨意支取，不僅使得朝廷國帑被浪費，更加重了百姓的負擔，這種事屢見不鮮，驛站伕役作為社會最底層人士，在面對那些驛站吏時都已被當板上魚，更何況是面對這些朝廷大員。這些過驛的公差人員往往利用自權威的優勢，對這些伕役，甚至低級別的驛站吏進行分外的需索。
對於這種況，兩位都史都是極為清楚，左都史海瑞就說道：“陛下，進來風氣不正，公差人年倚勢掯索，如凌江驛開報，廩給一副鵝等，用銀至四五錢有之，送下程用銀至七八錢有之，與其餘驛遞應付船隻，則開用水手二三名。人夫七八名，而用銀至七八錢一兩有之。馬一匹則開人夫三四名，用銀至五六錢有之，以致浪費無經。”
同時都察院對地方州縣的審計也發現了端倪，由於驛傳系統的供應維持屬於地方州縣負責，本來照例是用留存錢糧予以置辦的，府州縣吏會利用自的權力從中漁利，如各種賬目混，船隻，明明已經腐朽損壞無法使用了，卻還在冊籍上派編看守船隻的民夫，實際上本用不到這些人。地方州縣衙門一旦需要用到人夫，則用監獄裡的犯人湊數以此躲避自己的罪責。馬匹有的是現存的，但州縣員又在簿冊中開列重新僱買的價銀，加上每個月的草料銀，構不小的數額，這些銀兩會被這些吏挪作他用。
除此之外，還有直接明目張膽的從中貪墨的，已經給使客銀兩卻還私自給付其人夫與船隻的現象，並比規定的給付數量還要多。驛傳的管理混，貪墨橫行，這些事已經不是什麼秘辛了。
在驛傳系統中，毫不誇張的說，州縣吏們在其中中飽私囊的行為已經是公開的秘，僅就都察院所查獲的各種貪墨行為來看，主要有使客來驛站後，驛站吏沒有進行掛號開牌等登記留底工作，而是直接給付了人夫與馬匹，任意消耗人力力。
本來應該是沿途一，驛站吏卻不驗證前後驛站的證明，隨便多開夫馬。有些驛站按理每年伕役只有十名，但巡按史就按照文書冊籍的記錄逐個清點，人數遠多於此。遇到有時一個月的使客只有極幾起，那些吏就將人夫逐個派去做事來欺人。
有時員名義上是為了修造紅船，實際上只是弄虛作假地塗了點油。有時員的記錄看起來是用銀兩置買鋪蓋陳設，實際上卻從中剋扣漁利，將銀兩藏匿後僅用極的數目拿去置辦鋪陳。驛站的吏還可以從起關牌票繁瑣的流程中獲利，府縣等地方上的吏員也能從編派伕役的過程中漁利。
海瑞、楊繼盛總結來說，現在驛傳的問道就是：濫給馬匹、虛張儀衛、吏役佔、鋪張浪費、需求無度。
尤其是在朝廷實施賦役徵銀之後，按理說地方在編列財政的時候是有一筆的驛傳銀的，但是地方員甚至直接貪汙挪用驛傳銀兩，以至都察院的巡按史們在清理各地驛傳庫存銀兩時慨自己從未見到過那些積累下來的驛傳銀，一經清查，就是被地方各級衙門挪借一空。
說白了，正如海瑞等人所言，驛傳最大的問題就是冗濫，不但有勘合（或符驗、火牌）的濫發濫用，給驛標準及範圍的漸寬，各驛站馬匹、料不斷加增，以及各種無名之費日增等況。這些不但加重的百姓的負擔，平白的增加了朝廷的開支，還影響了真正要的公文傳遞，這是朱載坖所不能容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