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前在重慶、在昆明、在每一個尚未淪陷的角落，人們奔走相告，鞭炮聲響徹雲霄。
七年的淚，七年的苦難，似乎終於在這一刻畫上了句號。
然而，對於生活在長江中游某座縣城的貧民老周來說，那短暫的歡欣，就像旱天裡落下的一滴雨，還沒來得及嚐出滋味，就被烈日蒸發了。
日本人投降後的第一年。
老周蹲在城隍廟破敗的屋簷下，懷裡摟著八歲的孫子狗蛋。
孩子瘦得皮包骨頭，腦袋顯得格外大，眼睛閉著，乾裂發白，呼吸微弱得像一隨時會斷掉的蛛。
孩子的爹孃，死了。
說是死，其實是吃了觀音土，活活脹死的。
老周親手把他們埋在了城外葬崗，連個記號都沒敢留。
“爺爺，我。”
狗蛋的聲音細得像蚊子。老周渾濁的眼珠了，從懷裡出半塊得像石頭的糠餅子，塞進孩子裡。
那是他三天來唯一找到的吃食，從一個同樣得發瘋的野狗裡搶下來的。
這日子，怎麼比日本人還在的時候，還難熬呢？
老周想不明白。他只知道，去年，就是抗戰勝利前的那一年，日子反倒有過一段盼頭。
那時候，城裡來了些穿著灰布制服的人，說是什麼“華聯”的，跟以前那些收稅抓丁的差不一樣。
他們在城外搭起粥棚，粥稠得能住筷子，他們還發糧食，一袋袋黃澄澄的玉米、白花花的大米，堆得像小山一樣。
老週記得，那天他排了整整一天的隊，領到了八十斤大米。
他扛在肩上，覺得那是他這輩子扛過的最沉、最踏實的東西。
他聽人說，那是海外建立了屬於自己華人的國家，他們漂洋過海來的，專門給苦的老百姓救命用的。
那些“華聯”的人說，這“同胞誼”，“人道主義”。
當時據說，他們一共援助了幾千萬噸糧食，省吃儉用的話，那可是足夠整個國家吃飽好幾年的糧食。
可那糧食，終究沒能全進老百姓的裡。
老周也聽說了，那些糧食在碼頭上卸貨的時候，就被一些穿著中山裝、坐著小汽車的大人們分走了一大半。
碼頭的搬運工私下裡罵，說那些人的倉庫都裝滿了，還在往裡面拉。
可罵歸罵，終究還有一小半，零零星星地發了下來。就靠著這一小半，老週一家多熬了一年。
可現在，連這點念想都沒了。
老周聽說，仗又打起來了。這回不是打日本人，是國府和北邊的工農黨打。
城裡的告示得到都是，說工農黨是“赤匪”，要“戡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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