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氏略記》第300章 南梁文學家徐摛(1)

作者:緩安甫·7個月前

徐摛,字士秀,南朝梁代重要文學家,以開創“宮詩”著稱於世,其子徐陵亦為文壇巨匠,父子二人並稱“大小徐”,共同塑造了南朝後期文學的重要風貌。《梁書·文學傳》以三千餘言詳述其生平,結合《南史》《隋書·經籍志》等史料印證,可勾勒出這位文學革新者的完整人生軌跡。

徐摛的家世可追溯至東海徐氏,這一宗族自漢魏以來便是儒學世家,雖非頂級門閥,卻以“傳經守禮”聞名。其父徐超之曾任南朝宋政權的員外散騎常侍,雖職不高,卻為徐摛奠定了深厚的家學基礎。史載徐摛“生而敏慧,五歲能誦《論語》,八歲可屬文”,展現出異於常人的文學天賦。

他的早年教育遵循士族傳統,先從鄉中宿儒研習《詩經》《尚書》等儒家經典,後又遍覽《楚辭》《文選》等辭賦總集,尤其對漢賦中的鋪陳技巧與魏晉詩歌的韻律之有獨鍾。青年時期,徐摛曾遊歷建康(今南京),與當時的文人雅士遊,其習作《秋興賦》因“辭采清麗,意境幽遠”在士林中流傳,為他贏得了“江東才子”的初名。這一時期的積累,既培養了他對文字的敏,也讓他深諳傳統文學的規範,為日後突破傳統埋下伏筆。

南齊末年,徐摛以“秀才”份被舉薦仕,初任太學博士,負責典籍整理與教學。這一職位雖清苦,卻讓他得以系統研讀宮廷藏書,尤其對漢代樂府詩中“相和歌辭”的世俗題材與明快節奏產生興趣。不久後,他轉任晉安王蕭綱(即後來的簡文帝)的記室參軍,從此與皇室宗親建立聯絡。

蕭綱當時年僅十歲,喜好文學,徐摛作為幕僚,不僅為其講授詩文,更常陪侍宴遊,創作應景之作。史載“王每遊宴,摛必侍從,賦詩唱和,篇”,這段經歷讓他逐漸索出合貴族審趣味的創作路徑——不再侷限於傳統詩賦的莊重題材,轉而描寫園林景緻、宴飲細節與侍態,文風日趨纖巧。

梁武帝蕭衍即位後,廣納文士,徐摛因蕭綱舉薦,被召為尚書祠部郎,後遷為太子中舍人,正式為宮廷文學侍從。梁武帝本人雅好文學,常於華林園、樂遊苑舉辦文會,徐摛是其中最活躍的參與者之一。

他的應制之作多為“頌”“贊”類文,如《籍田頌》以“翠幕星陳,雕軒雲布”描繪帝王親耕場景,辭藻富麗而不失莊重;《菩提樹頌》則融合佛理與辭采,被武帝贊為“文質彬彬,得諷詠之致”。但更突破的是其詩歌創作:他將樂府詩的通俗與辭賦的雕琢結合,寫下《詠舞》《贈》等作,其中“低鬟向綺席,舉袖拂花鈿”“朱含遠日,翠影長川”等句,以細膩筆刻畫姿態,開創了“狀貌寫”的新正規化。

注重對偶工整,善用彩詞彙,題材聚焦閨閣、宴樂、自然小景,被時人稱為“徐”。這種風格雖遭部分守舊文人非議,卻因合宮廷娛樂需求而迅速流行,連梁武帝也常“命摛作豔詩,以為笑樂”。

大通三年(529年),蕭綱被立為太子,徐摛任太子家令,為東宮文學集團的核心。他與庾肩吾(庾信之父)、張率等文人形創作群,系統推文風革新,“宮詩”作為獨立流派自此定名。

徐摛在東宮期間的創作,進一步強化了“宮”特徵:一是題材的世俗化,將筆從朝堂轉向閨房、從功業轉向私,如《夜聽》“朱,素腕舉,邯鄲”,直寫宴樂場景;二是語言的“綺靡”,追求“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與湘東王書》),如《詠人》以“柳半垂,新蓮剛出浦”喻態,比喻巧;三是格律的探索,其詩多為五言四句或八句,平仄已規律,為唐詩近詩的形提供了借鑑。

這種風格直接影響了其子徐陵。徐陵自隨父在東宮學習,年後編纂《玉臺新詠》,收錄大量“宮詩”,並提出“詩者,志之所之也,於中而形於言”的主張,將徐摛的創作實踐上升為理論。同時期的庾信,青年時與徐陵並稱“徐庾”,其早期作品《春賦》《七夕賦》中“芙蓉玉碗,蓮子金盃”等句,明顯可見徐摛的影響。

太清二年(548年),侯景之發,建康淪陷,徐摛隨蕭綱被囚。史載其“在賊中,猶授太子《老子》,講論不輟”,展現出文人的守。平後,他輾轉回到江陵,被梁元帝蕭繹任命為祿大夫。

晚年的徐摛創作風格略有轉變,作品中多了離之,如《哀賦》“城空雀鳥,巷無馬牛”,悲嘆戰帶來的殘破,褪去了早年的綺麗,添了沉鬱之氣。承聖三年(554年),徐摛病逝於江陵,年七十七歲,臨終前仍叮囑徐陵“吾文雖靡,然承漢魏之餘,開新變之路,汝當守之,勿為流俗所移”。

《梁書·文學傳》以三千字篇幅為徐摛立傳,除詳述其生平,更收錄其《勸進表》《與釋智愷書》等文,贊其“屬文敏速,不加點竄,每有製作,俄爾便”。史傳既肯定其“革易前,標新立異”的文學功績,也指出其“容偏狹,流於輕豔”的侷限。

唐代史學家魏徵在《隋書·文學傳序》中批評“宮詩”“亡國之音”,將其與南朝奢靡之風關聯;而清代學者王夫之則認為,徐摛“破經生之拘滯,開詞章之新境”,肯定其在文學形式探索上的價值。客觀而言,徐摛開創的“宮詩”,雖題材有侷限,卻富了詩歌的表現手法,推了漢語韻律的,是中國文學從“古”向“近”轉型的關鍵環節。

徐摛的一生,既是南朝士族文人的典型寫照——依託才學躋宮廷,在權力與藝間尋求平衡;也是文學革新者的影——打破傳統束縛,以個化創作重塑時代文風。他的作品雖僅存二十餘首(見《全梁詩》),卻在文學史上留下了不可替代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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