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麟生活於東漢中期（約西元2世紀，漢安帝至漢順帝時期），此時東漢已從“武中興”的鼎盛逐漸走向衰落，外戚、宦替專權，朝政漸趨混。場的腐敗與士人的失意，使得一批知識分子選擇遠離仕途，歸山林，徐麟便是其中之一。據記載，他晚年居於會稽郡（今浙江紹興一帶）。會稽在東漢時是江南文化重鎮，山水秀麗，且遠離中原政治漩渦，為士避世的理想之地。雖史料未明確其籍貫，但結合“耕讀傳家”的習及會稽居地，推測其可能為會稽本地人，或早年因戰、仕途失意遷居至此。
在東漢時期，帝王們常常過“徵召”的方式來吸納民間的賢才。對於那些聲名遠揚的士，他們更是會多次發出徵召令，以此來彰顯自己對人才的求。
徐麟便是這樣一位備矚目的人。他以其淵博的學識和高潔的品行，在當地有很高的聲。因此，地方員將他舉薦給了朝廷。
漢安帝在位期間（西元106年至125年），朝廷曾派遣使者前往會稽，徵召徐麟朝為。使者帶來了皇帝的旨意，授予他郎或地方屬吏的職位。然而，徐麟卻以“志在山林，非慕榮祿”為理由，委婉地拒絕了這一任命。
在他的回覆中，徐麟提到了“世不求仕，盛世不避世”這句話。這句話雖然簡短，卻蘊含著深刻的含義。它暗示著當時的朝政於混狀態，並非是士人施展抱負的好時機。過這樣的表達，徐麟明確地傳達了他不願意捲場的態度。
儘管如此，地方員並沒有放棄勸說徐麟出仕的努力。他們多次前往徐麟的住所，試圖說服他改變主意。但徐麟始終堅持自己的立場，不為所。
這種“拒徵召”的行為，在東漢的士群中有一定的代表。這些士們並非是消極地逃避塵世，而是以一種“不合作”的方式來表達對現實政治的不滿。同時，他們也堅守著“獨善其”的道德追求，不願意在汙濁的場中失去自我。
在拒絕徵召之後，徐麟毅然決然地斬斷了自己與仕途之間的聯絡，從此將自己的生活完全託付給了會稽深山之中的那片寧靜天地。
他選擇了一種被稱為“耕讀”的生活方式，將耕種土地與研讀經典這兩件事結合起來。所謂“耕”，就是徐麟親自下地勞作，用自己的雙手去開墾、播種、收穫。他不依賴他人的供養，完全依靠自己的辛勤努力來維持生計。這種自食其力的生活方式，讓他深刻地會到了“安貧樂道”的真諦。
徐麟曾經說過：“一粥一飯，皆自耕而得，雖微末而心安。”這句話充分表達了他對農耕生活的認同和珍視。在他看來，每一粒糧食都蘊含著自己的汗水和心，雖然它們可能微不足道，但卻能讓人心到無比的安寧和滿足。
而“讀”則是指徐麟在繁忙的耕作之餘，會靜下心來研讀儒家經典，如《詩經》、《尚書》等。同時，他也對道家思想有所涉獵，尤其是東漢時期道家所倡導的“自然無為”觀念，對他這樣的士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徐麟並不侷限於對典籍的註解和闡釋，他更注重將經典中的智慧與自己的生活實踐相結合。他常說：“學以致用，不必在朝堂。”意思是說，學問的價值不僅僅現在朝堂之上，更應該在日常生活中得到現和應用。
由於徐麟學識紮實、講解通俗，他的名聲逐漸傳開，周邊的百姓以及一些失意計程車人都紛紛前來向他求學。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個以徐麟為核心的學群逐漸形，人們親切地稱這個群為“徐門學派”。與當時主流經學注重對經典章句的詳細解釋和考證不同，“徐門學派”更強調將經學知識應用於實際生活，以解決現實問題，同時注重個人心的道德修養。
該學派尤其提倡“以孝治家”和“以和鄉”，將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念融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這種思想觀念對會稽當地的民間教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使得當地的社會風氣逐漸變得更加和諧、有序。
據地方誌記載，徐麟的門生大多是普通計程車人或農夫，他的教學並不區分學生的貴賤份。只要有願意學習的人，即使是穿著布服、吃著茶淡飯的平民百姓，他都會傳授知識。因此，徐麟在底層民眾中有極高的聲。
他講學的地方後來被人們稱為“徐公講堂”，這個名字一直流傳至今。在今天的浙江紹興，仍然有與“徐公講堂”相關的地名傳說，這些傳說見證了徐麟及其學派在當地歷史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徐麟的思想猶如一座橋樑，橫在儒家和道家這兩座巍峨的山峰之間。在儒家的領域裡，他視“禮”和“德”為生命的基石，堅信過自我修養和家庭治理，可以達到更高層次的道德境界。他主張即使不踏仕途，也應當以教育化鄉里，實現“化民俗”的偉大價值。
而在道家的世界中，徐麟則對“自然”和“無為”充滿敬意。他認為人應當順應天，不被世俗的名利所束縛，只有與山水融為一，才能真正保持心的純淨和安寧。
徐麟的品行以“清廉”和“謙和”而著稱。在他居的日子裡，曾有一位鄰人因生活貧困而向他求助。徐麟毫不猶豫地將自家的一半糧食分給了這位鄰人，但當對方表示要償還時，他卻堅決地拒絕了。他說：“幫助他人本就是我應該做的，何必言謝呢？”
不僅如此，當地方遭遇災荒時，徐麟更是展現出了他的善良和擔當。他帶領著自己的門生們開墾荒地，種植糧食，幫助那些災的百姓們度過了艱難的時。
這些行為讓徐麟不僅以“學者”的份聞名於世，更以“善人”的形象深深地烙印在會稽百姓的心中。他的故事，如同夜空中的繁星，照亮了人們前行的道路，為了人們心中永遠的榜樣。
徐麟的生平未被《後漢書》單獨列傳，僅在《逸民傳》中與其他士合併提及，篇幅簡短（約數十字），主要記載其“拒徵召”與“會稽居”事。更多細節散見於《會稽郡志》《浙江通志》等地方誌，多為後人據傳說與民間記憶增補。儘管記載簡略，他的形象卻為東漢“士文化”的影。對後世士而言，他“拒徵召而不孤傲，耕讀而不忘教化”的模式，為一種理想的居正規化；會稽當地將其視為“鄉賢”，明清時期曾為其修建“徐士祠”，以紀念他對地方教化的貢獻。
徐麟的一生，雖然沒有像那些在政治舞臺上呼風喚雨的人一樣，創造出驚天地的政治功績，但他卻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在東漢中期那個盪不安的世中，留下了屬於自己的深深印記。
他的選擇是“拒絕仕途、堅守本心”，這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無疑是一種與眾不同的行為。大多數人都過仕途來實現自己的抱負和理想，而徐麟卻毅然決然地選擇了遠離場的喧囂和紛爭。
然而，徐麟並沒有因此而消極避世，他以“耕讀傳家、教化鄉里”的實踐，展現了他對生活的熱和對社會的責任。他用自己的行，影響著邊的人們，傳播著知識和道德。
徐麟的故事之所以能夠被記載並流傳下來，正是因為他代表了中國傳統士人“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的神選擇。當現實的條件不允許他去“兼濟天下”時，他並沒有放棄自己的理想，而是以“獨善其”的方式，默默地守護著心的那份堅持。
這種神選擇，不僅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對於個人品德修養的重視，也反映了士文化所蘊含的深刻涵。即使在今天，士文化依然有強大的染力，因為它提醒著我們，無論何種環境，都要堅守自己的本心，不隨波逐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