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紇的早年生平在《魏書》《北史》中記載簡略，僅能從零星史料中推測其出。北魏自孝文帝元宏推行漢化改革（494年遷都後達到高峰），僚系逐漸形“以門第定高下、以儒學論升遷”的格局，高門士族（如清河崔氏、范盧氏）壟斷核心職位。徐紇既非鮮卑貴族後裔，也非漢人士族出，其家族大機率是普通地主或中小僚，這意味著他的仕途起點遠低於世家子弟。他最初能進場，依靠的是兩項核心能力：一是文書專，北魏宮廷對“善屬文”者需求迫切，徐紇通漢魏典章，擅長草擬詔令、撰寫奏議，符合漢化政權對文職員的基本要求；二是應變機敏，在擔任中書舍人期間（負責傳遞奏章、通外），他總能快速領會上級意圖，甚至提前預判政務需求，這種“察言觀”的特質讓他在基層員中穎而出。孝明帝元詡即位初期（515年），朝政由靈太后胡氏與太傅元雍共同掌控，中樞權力於微妙平衡。徐紇此時雖職位不高，卻已展現出對權力結構的敏銳嗅覺——他主接近胡氏邊的親信宦，過傳遞宮外資訊、理瑣碎事務獲得關注，為後續攀附權力核心鋪墊了路徑。
靈太后胡氏（宣武靈皇后）是北魏歷史上極爭議的政治人。早年以“母儀天下”之名臨朝，初期推行過釋放宮、減免賦稅等善政，但隨著權力穩固，逐漸轉向專權——忌憚宗室諸王的威脅，又不信任世家大臣，急需一批“非士族、易掌控”的近臣組核心團隊。徐紇的出現，恰好契合了這一需求。徐紇的崛起並非孤立，他與中書令鄭儼、黃門侍郎李神軌等人結政治同盟，史稱“徐鄭集團”。其中，鄭儼因與靈太后有舊而得寵，徐紇則憑藉行政能力為集團的“實際盤手”。三人分工明確：鄭儼負責維繫與靈太后的關係，李神軌掌控軍護衛，徐紇則總攬文書起草、人事任免、政務執行，形“有太后撐腰，外有黨羽布控”的權力網路。他們滲權力的關鍵手段是架空中書省與門下省。北魏原本的決策流程為：大臣奏議→中書省草擬詔令→門下省稽核→皇帝（或太后）批准。徐紇卻過靈太后的授權，將草擬與稽核權集於一，甚至“未奏先擬”——重要詔令在未經朝臣討論的況下直接釋出，朝堂淪為“徐鄭集團”的執行機構。
徐紇掌權後，將人事權變為斂財工，其“賣”行為有系統與公開。據《魏書·閹傳》記載，地方縣令一職需繳納“絹千匹”，刺史需“絹萬匹”，中央員如尚書郎則“粟五百石”，甚至連“散”（無實權但有俸祿的職位）也按品級定價。北魏原本規定“非士族不得任清要”，徐紇卻將秘書監、著作郎等“清職”賣給富商子弟，只要出價足夠，即便“目不識丁者”也能躋文人僚行列。為快速斂財，他曾在一月任免二十餘州刺史，這些員到任後，又過搜刮百姓回本，形“朝廷賣→地方刮民→民變四起”的惡迴圈。這種行為不僅摧毀了北魏的選制度，更讓基層百姓對朝廷徹底失。當時民間流傳歌謠：“紇（徐紇）儼（鄭儼）當道，如瓦礫；絹粟一到，朱紫自來”，正是對其腐敗的直接控訴。
在財政方面，徐紇為討好靈太后（如修建永寧寺、開鑿伊闕石窟），大量挪用軍餉與賑災款。孝昌元年（525年），關中地區遭遇旱災，百姓流離失所，朝廷本應發放的賑災糧卻被徐紇挪用為靈太后的“私庫”，導致“殍滿道，人相食”。地方員上奏災，均被他下不發。在司法方面，他建立了一套“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規則：對依附自己的黨羽，即便犯下殺人罪也能“改判流放”；對反對者則羅織罪名——清河王元懌曾彈劾徐紇“賣政”，徐紇便誣陷其“謀反”，雖因元懌是宗室未被死，卻被罷；大臣袁翻因拒絕為徐紇親信罪，直接被外放為地方，終未得召回。
六鎮之（523年發）是北魏由盛轉衰的轉折點，而徐紇的統治，正是這場的重要推手。北魏初年，為防北方然，在漠南設立沃野、懷朔、武川等六鎮，鎮兵多為鮮卑貴族子弟或中原強宗，地位等同於“國之爪牙”，升遷路徑通暢。但孝文帝漢化後，朝廷重心轉向中原，六鎮地位急劇下降：鎮兵從“貴族軍人”淪為“邊鄙雜戶”，與士族的差距拉大；軍餉被剋扣、土地貧瘠，甚至出現“不蔽、食不果腹”的況；原本“立戰功可中央”的規矩被打破，職位多被權貴子弟佔據。這些矛盾已積累數十年，亟需朝廷調整政策化解。但徐紇掌權後，對六鎮的訴求不僅完全無視，反而過兩項政策加劇了矛盾。他將地方職全部納“賣”系，六鎮軍即便戰功卓著，也需繳納重金才能升遷——而鎮兵本就貧困，本無力承擔，最終“有功者無賞，有錢者得”，軍心徹底渙散。六鎮防然需大量糧草、軍械，徐紇卻將這筆撥款挪用為“賣資金”的“週轉金”，導致邊鎮“兵甲朽壞，糧儲斷絕”。沃野鎮兵破六韓拔陵在起兵檄文中痛斥：“權貴（指徐紇等人）食糜，邊鎮士卒骨填”，正是當時的真實寫照。523年，沃野鎮民因“請糧不得”殺鎮將起義，六鎮之正式發。雖然的本原因是北魏“漢化與舊俗的撕裂”，但徐紇的腐敗統治無疑是點燃火藥桶的火星——他的政策讓六鎮軍民徹底看清了朝廷的腐朽，最終選擇以暴力反抗。
外部叛席捲北方，部皇權與後權的矛盾也徹底發。孝明帝元詡逐漸長大，不滿靈太后與徐紇專權，暗中聯絡幷州軍閥爾朱榮，借外力奪回權力。528年，孝明帝令爾朱榮率軍南下的訊息洩，徐紇與靈太后為自保，竟合謀毒殺了年僅19歲的孝明帝。這一行為徹底突破了倫理底線，給了爾朱榮“清君側”的完藉口。爾朱榮以“為孝明帝復仇”為名，率鐵騎直指。徐紇試圖組織抵抗，卻發現朝廷早已無可用之兵：軍被他的親信掌控，但士兵“久不練，貪腐風”；地方軍隊或被叛牽制，或不願為“弒君者”賣命。最終，他只能勸靈太后“挾主（剛立的元釗）出逃”，自己則帶著親信與搜刮的財先行逃亡。
他先投南朝梁，因“攜帶重金”被梁武帝短暫收留，但梁廷鄙視其“弒君政”的行徑，始終未予重用；529年，北魏北海王元顥在梁軍支援下北伐，徐紇試圖依附元顥東山再起，卻因元顥戰敗而再次流亡。530年，孝莊帝元子攸（爾朱榮所立）穩定政權後，下令“全國通緝徐紇”——他的罪行已被昭告天下：弒君、賣、引發叛，為北魏後期“政”的代名詞。最終，徐紇在逃亡途中被地方抓獲，押回。孝莊帝為“平民憤、正國法”，下令對徐紇以凌遲之刑（一種極其殘酷的死刑）。據《伽藍記》記載，行刑當日，百姓“聚觀數萬人，唾罵不絕”，可見其民怨之深。
《魏書》將徐紇列《閹傳》（雖非宦，但因“依附主、政誤國”的行為與閹宦類似），評價他“貪婪，智小謀大，以諂得權，以暴亡”。這一評價雖帶有封建史書的“道德批判”彩，卻準抓住了他的本質——他是北魏後期“皇權失控、吏治腐敗”的產，也是加速王朝滅亡的“催化劑”。徐紇的一生，映出北魏衰落的三大教訓：權力缺乏制約必致腐敗，靈太后賦予他無限權力，卻無監督機制，最終讓他從“能吏”淪為“貪”；忽視基層必失基，他對六鎮軍民的困境視而不見，最終被底層的怒火吞噬；依附權勢能得一時，不能得一世，他依靠靈太后獲得權力，卻因失去權力基（太后倒臺）而瞬間崩塌。作為北魏由盛轉衰的標誌人之一，徐紇的故事不僅是個人的悲劇，更是一個王朝在腐敗與盪中走向終結的影。他的結局也印證了“多行不義必自斃”的歷史規律——無論權力如何顯赫，若背離民心、踐踏法度，最終只會落得死名裂的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