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國紛爭的壯闊畫卷中，蜀漢政權對南中地區的經營始終是鞏固後方的關鍵，而徐宗作為劉備蜀後任命的牂牁太守，雖史載簡略，卻在諸葛亮南征的歷史程序中留下了重要印記。他的存在，既折出蜀漢對邊疆治理的重視，也展現了地方員在民族矛盾與軍政事務中的複雜角。
東漢末年，天下分崩，南中（今雲南、貴州及四川西南部）作為蜀漢的西南屏障，因其多民族雜居、地勢險要，始終是政權穩定的敏區域。牂牁郡（治所在今貴州黃平一帶）地南中腹地，連線益州與趾，既是通要衝，也是夷漢雜居的前沿，其治理效直接關係到蜀漢後方的安危。劉備在赤壁之戰後蜀，逐步平定益州，為穩固西南邊疆，亟需在南中各郡任命可靠員，徐宗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出任牂牁太守。從其任職時間來看，應是劉備蜀初期（約西元214年前後）的任命，肩負著安地方、徵收賦稅、協調民族關係的重任。
作為牂牁太守，徐宗的日常政務圍繞著“夷安漢”展開。當時的牂牁郡，既有世居的夜郎、牂牁等部族，也有從中原遷的漢族移民，民族矛盾與地方勢力割據並存。徐宗上任後，一方面延續漢代“羈縻”政策，對順從朝廷的部族首領加以籠絡，承認其部治理權；另一方面加強郡縣吏治，推行農耕技，試圖過經濟融合促進民族和解。史書中雖未詳述其施政細節，但從蜀漢在南中地區“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的記載推測，徐宗在任期間，應在徵收軍資、穩定地方生產方面有所作為，為蜀漢在益州的立足提供了後方支援。
真正讓徐宗載史冊的，是他在諸葛亮南征中的關鍵作用。建興三年（西元225年），南中豪強雍闓、孟獲等勾結夷族發叛，“南中諸郡，並皆叛”，嚴重威脅蜀漢後方。諸葛亮親率大軍南征，兵分三路平定叛，而牂牁郡正是平叛的重要戰場之一。《華國志·南中志》明確記載“建興三年，牂牁守徐宗助諸葛亮平夷”，這短短一句，背後是地方員與中央大軍的配合。
據考證，當時的牂牁郡雖未直接參與叛，但鄰近的朱提、越巂等郡已為叛軍控制，牂牁為諸葛亮大軍從東路進軍的重要據點。徐宗在此期間的貢獻主要現在三方面：一是提供報支援，利用地方對夷族部落的瞭解，向諸葛亮傳遞叛軍向、地形險易等關鍵資訊，為大軍制定“攻心為上”的策略提供了依據；二是組織地方武裝，發郡漢族豪強與順從的夷族部落，組建輔助軍隊，配合正規軍防守要道、轉運糧草；三是安後方，在大軍出征期間，穩定牂牁郡秩序，防止叛勢力滲，確保糧道暢通。正是這種“守土有責”的配合，使得諸葛亮在南征中能夠集中兵力對付主力叛軍，最終“七擒孟獲”，平定南中。
平叛之後，徐宗的去向在史書中再無記載，推測其可能繼續留任牂牁太守，或因年事已高而卸任。但他參與平定夷的經歷，已為蜀漢邊疆治理的重要一環。諸葛亮在南中設立庲降都督統管諸郡，推行“不留兵，不運糧”的政策，而這一政策的順利實施，離不開像徐宗這樣悉地方況的前朝員奠定的基礎。徐宗的治理與配合，不僅為南征勝利提供了保障，更在客觀上促進了牂牁郡與中央政權的聯絡，為後續南中地區納蜀漢有效管轄鋪平了道路。
縱觀徐宗的生平，他雖非叱吒風雲的名將或權臣，卻是三國時期邊疆員的典型代表。在政權更迭、民族紛爭的世中，他以地方的份，在“守土”與“融合”之間尋找平衡，既履行了對朝廷的忠誠，也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邊疆的穩定。《華國志》對其“助平夷”的記載，雖簡略卻分量十足——它不僅是對一位員功績的肯定，更折出蜀漢政權在經略邊疆時，中央與地方、漢族與夷族之間複雜而微妙的互關係。在三國的歷史長河中，徐宗或許只是一顆不起眼的沙礫，但正是無數這樣的“沙礫”，共同構築了世中邊疆治理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