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這位活躍於南朝宋時期的學者，以其在禮學領域的深厚造詣與史份，在當時的文化與政治舞臺上留下了獨特的印記，其生平事蹟見於《宋書·恩幸傳》之中。值得注意的是，與他同時代有另一位同名者，二人常被後人混淆，實則為截然不同的兩個人，需加以分辨。
在學與職生涯中，徐最為人所稱道的是他對禮學的通。禮學在古代社會關乎國家制度、社會秩序與倫理規範，向來被視為治國理政的重要基石，而徐憑藉其對禮學典籍的深鑽研和對禮儀規範的稔掌握，長期擔任博士一職。博士在當時是負責經學傳授與禮儀制定的重要員，徐居此位，得以將自的學識應用於實際政務之中，長期參與國家禮儀的制定工作。從朝廷祭祀的儀軌安排，到朝堂之上的朝會禮節，再到民間社會所遵循的婚喪嫁娶等禮儀規範，諸多關乎國家典章與社會秩序的禮儀制度，都凝聚著他的心與智慧。他依據儒家經典中的禮學思想，結合南朝宋的社會實際與政治需求，對既有禮儀進行梳理、修訂與創新，力求使各項禮儀既符合傳統義理，又能適應時代發展，為維護當時的社會秩序與統治穩定發揮了積極作用。其在禮學方面的就，不僅讓他在學界有聲譽，更使其為朝廷在禮儀事務上倚重的重要人。
除了禮學專家的份，徐還曾肩負起修史的重任。修史在古代中國向來被視為“述往事、思來者”的重要事業，關乎對歷史的記錄與評判，也與當朝的政治敘事相連。朝廷命於他，便是看重其學識與對時政的瞭解，期他能秉筆直書，為南朝宋留存下真實而完備的歷史記載。然而，徐在修史過程中的表現卻並非無可爭議，他因“阿順取容”的行事風格而到後世的非議。所謂“阿順取容”，即指他在撰寫史書時，未能堅守史應有的獨立與公正，而是刻意迎合當權者的意願，對歷史事件與人的記載有所曲筆，迴避或淡化對統治者不利的容，甚至為了取悅權貴而篡改史實。這種做法，顯然違背了古代史學所推崇的“直筆”傳統，使得其所修史書的客觀與真實大打折扣。
徐修史時的這種態度，並非孤立存在，而是與南朝宋時期的政治環境切相關。當時，皇權更迭頻繁，政治鬥爭激烈，當權者往往希過史書來塑造自的正統形象，掩蓋統治過程中的瑕疵與矛盾。在這樣的背景下，史的修史工作常常到政治力量的干預與影響，而徐選擇“阿順取容”，既是個人在權力面前的妥協，也折出當時史學與政治之間複雜而微妙的關係——史學往往難以完全離政治的束縛，有時甚至淪為政治宣傳的工。因此，徐其人其事，也為研究南朝時期史學發展與政治關係的一個典型案例，為後人探究那個時代的學生態與權力運作提供了重要的視角。
縱觀徐的一生，他在禮學領域的深耕與貢獻，使其為南朝宋禮學研究與實踐的重要代表；而其擔任史時的爭議之舉，則又讓他為那個時代政治與史學糾葛的影。他的經歷，既展現了學者在學與政治之間的掙扎與選擇，也反映了南朝宋時期文化、政治領域的獨特風貌，為後世瞭解那段歷史提供了多維度的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