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隋末唐初的世洪流中，儒學雖歷經盪卻未斷絕，徐曠（字文遠）便是這一時期承前啟後的儒學家代表。他與兄長徐文遠（此史料記載或存混淆，一說徐曠即徐文遠，或為兄弟二人同以學名傳世，暫從“兄弟皆以學識聞名”說）齊名，以深厚的經學造詣貫穿兩朝，既見證了隋朝的興衰，又以學識助力唐朝儒學復興，為銜接隋唐學脈絡的關鍵人。
徐曠的學基，早在隋朝便已奠定。他出於儒學世家，自浸潤典籍，對《周易》《春秋左氏傳》等儒家經典鑽研極深，尤其擅長闡釋經義中的微言大義。隋朝統一後，重視文教，設國子學傳承儒學，徐曠因學識出眾被徵召為國子博士——這一職專為皇室及貴族子弟傳授經，是當時儒學領域的核心職位，足見其在隋朝學界的公認地位。他在國子學任職期間，授課條理清晰，引經據典卻不泥古，能將深奧的經義與現實議題結合，讓聽者豁然開朗，很快便為國子學中最推崇的儒師之一。
隋末天下大，作為東都，一度為群雄爭奪的焦點，國子學的正常教學被迫中斷。但徐曠並未因戰放棄傳道授業，反而在城中堅持開壇講學。彼時的，既有隋朝殘餘勢力，又有瓦崗軍等反隋力量，各方人匯聚，卻都對徐曠的學識心懷敬重。史載“當時許多知名人皆從其業”，其中不乏後來在唐初政壇嶄頭角的員與將領——他們或許立場各異，卻都願暫時放下紛爭，圍坐于徐曠的講堂之下，聆聽經義。徐曠在世中堅守儒道，不僅儲存了儒學的火種，更以“傳道無類”的態度，讓儒學神滲到不同階層，為唐朝建立後的文化整合埋下伏筆。
唐朝建立後，李世民深知儒學對穩固統治、教化百姓的重要，遂廣召天下儒士，重建文教系。徐曠因在隋末唐初的學界聲，很快被李世民徵召，再度被授予國子博士之職，負責主持國子監的教學工作。此時的徐曠，雖已歷經世滄桑，卻更加勤勉地投儒學復興事業：他一方面整理隋朝留的儒家典籍，勘正訛誤，為唐朝儒學教育確立規範的教材；另一方面延續了自己“深淺出”的授課風格，培養出大批儒學人才，其中不弟子後來為唐朝各級府的文吏，將儒學理念融治國實踐。
相較於兄長徐文遠（若史料記載為二人），徐曠的學風格更偏重“經世致用”。他不主張空談義理，而是強調儒學應與治國、修相結合——在講解《春秋》時，他會結合隋末戰的教訓，闡釋“仁政”“民本”的重要；在解讀《周易》時，又會以“窮則變，變則通”的道理，引導弟子理解朝代更替的規律與士人應有的擔當。這種合時代需求的治學理念，讓他的學說不僅學子推崇，更得到李世民等唐朝統治者的認可，為唐初“重儒興教”政策的重要學支撐。
徐曠的一生，雖未在政治舞臺上擔任顯赫要職，卻以“儒師”的份深刻影響了隋唐之際的文化走向。隋朝時，他是國子學的中堅，為儒學傳承築牢基；隋末世，他是城中的“世儒宗”，以講學守護文脈；唐朝初年，他又為國子監的領軍者，為儒學復興注力。他的事蹟，不僅見於《舊唐書·儒學傳》《新唐書·藝文志》等史料的零星記載，更被後世儒者視為“世守道”的典範——在王朝更迭、戰火紛飛的年代，他以學識為盾，以傳道為任，讓儒學在盪中得以延續，為唐朝文化盛世的到來鋪就了重要的學基石。
如今，我們雖已無法見到徐曠的完整著作（其作品多散佚於歷史長河，僅在《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中留有書名存目），但從他兩朝任職、世講學的事蹟中，仍能清晰看到一位儒者“以文化人、以道傳薪”的堅守。他的一生，恰如隋唐之際儒學發展的影：歷經波折卻從未中斷，最終在新的時代裡煥發出新的生機，而徐曠便是這一歷程中最堅定的推者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