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晉取代曹魏、對峙孫吳的歷史轉折期，徐胤以江夏太守之職，鎮守荊州前線，為西晉初年防範孫吳的重要軍事將領。其事蹟卻散見於《晉書·武帝紀》《晉書·地理志》及相關史注中，尤其在太始元年（265年）駐守巫山、構建邊境防線的舉措，不僅展現了他的軍事才能，更為西晉鞏固荊州防務、為日後滅吳奠定基礎的關鍵一環，堪稱西晉初年邊疆防務系的重要實踐者。
徐胤的崛起，與西晉初年的政治軍事格局相連。曹魏鹹熙二年（265年），司馬昭之子司馬炎迫魏元帝曹奐禪位，建立西晉，改元太始，是為晉武帝。此時的天下，尚未完全統一——江南地區仍由孫吳政權掌控，與西晉以長江為界，形南北對峙之勢。荊州作為西晉與孫吳接壤的核心地帶，西連益州，東接揚州，扼守長江中游，既是西晉防孫吳的前沿陣地，也是未來伐吳的戰略跳板，其軍事地位至關重要。晉武帝即位後，立即著手整頓荊州防務，任命一批經驗富的將領鎮守各地，徐胤便是在這一背景下，被任命為江夏太守，躋西晉荊州前線的核心軍事領導層。
江夏郡（治所今湖北雲夢）地荊州東北部，北臨漢水，南接長江，與孫吳的武昌（今湖北鄂州）隔江相，是孫吳北上攻晉的重要目標，也是西晉防範孫吳的“東大門”。作為江夏太守，徐胤的核心職責不僅是治理地方，更要統領郡軍隊，構建防系，應對孫吳的軍事威脅。史載徐胤“嫻於軍務，善察地形”，到任後並未急於部署兵力，而是先對江夏及周邊的山川地理、水文氣候進行詳細勘察，尤其關注孫吳可能進軍的路線——無論是從武昌沿長江北上，還是從沔水（今漢江）西進，江夏都是必經之地，而巫山作為長江三峽的東端起點，更是荊州西部連線益州的咽要地，若巫山失守，孫吳軍隊便可沿長江逆流而上，威脅西晉的益州與荊州腹地。
正是基於對戰略形勢的判斷，太始元年（265年），晉武帝採納徐胤與荊州都督衛瓘的建議，決定加強巫山防線的部署，任命徐胤與牙門將張鹹共同率軍駐守巫山。巫山位於今重慶巫山縣境，地長江三峽的瞿塘峽西口，兩岸峭壁林立，江面狹窄，素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稱，是防範孫吳從荊州西部襲益州的關鍵節點。此前，曹魏雖在巫山設有戍衛，但兵力薄弱，防設施簡陋；徐胤進駐後，立即對巫山防線進行大規模整修與強化：他先是在巫山山頂修築烽火臺，與沿江的夷陵（今湖北宜昌）、秭歸等戍點形烽火傳訊網路，一旦發現孫吳軍隊向，可在半日之將訊息傳遞至荊州都督府與益州治所；隨後，他又在長江兩岸修築堡壘，挖掘戰壕，部署弩箭陣地，尤其在江面狹窄設定鐵鏈與鐵錐，以阻擋孫吳戰船通行；同時，他還對駐守巫山計程車兵進行針對訓練，重點演練水戰與山地防，提升軍隊應對孫吳水軍的能力。
徐胤駐守巫山期間，與牙門將張鹹配合默契，形了“水陸聯防”的防系。張鹹擅長水戰，負責統領水軍，在長江江面巡邏，防範孫吳戰船突襲；徐胤則擅長山地防，統領步兵駐守兩岸堡壘，形“江面有巡邏、岸邊有堡壘、山頂有烽火”的三重防線。這種防系，既利用了巫山的地形優勢，又結合了西晉軍隊的陸戰特長與水軍建設果，有效彌補了此前曹魏在荊州西部防務的薄弱環節。史載孫吳曾多次派遣間諜探查巫山防線，見其“堡壘林立，烽火相連，防守嚴”，始終不敢輕易從巫山方向發起進攻，足見徐胤部署的防線之穩固。
除了構建巫山防線，徐胤在江夏太守任上，還推行了一系列“固邊安民”的舉措，為荊州前線的穩定奠定了基礎。在軍事上，他推行“軍屯制度”，組織駐守江夏計程車兵開墾荒地，種植糧食，既解決了軍隊的糧草供應問題，又減了對地方百姓的賦稅依賴；同時，他還招募江夏本地的青壯年組建“鄉勇”，教授他們基本的作戰技能，作為正規軍的補充力量，一旦孫吳軍隊侵，鄉勇可協助軍隊守城或襲擾敵軍。在民生上，他重視水利建設，組織百姓修繕江夏境的堤壩與灌溉渠道，確保漢水與長江沿岸的農田免水患，糧食產量逐年提升；針對江夏地區因戰導致的人口流失問題，他頒佈“招令”，鼓勵流民返鄉定居，並給予他們減免賦稅、分配土地的優惠政策，讓江夏的社會秩序逐漸恢復穩定。
徐胤的這些舉措，不僅讓江夏及巫山防線為西晉荊州防務的“堅固屏障”，更讓荊州前線的軍民關係日益融洽，為西晉凝聚了抗吳的民心士氣。當時的荊州都督衛瓘在向晉武帝上奏時，曾稱讚徐胤“治邊有方，軍民同心，江夏與巫山防線固若金湯，實乃國之良將”，晉武帝為此特意下旨嘉獎徐胤，賞賜他絹布百匹、黃金五十斤，並將其晉升為壯武將軍，仍兼任江夏太守，繼續鎮守荊州前線。
西晉初年，孫吳政權雖已走向衰落，但仍擁有一支強大的水軍，多次對西晉的荊州防線發起試探進攻。太始三年（267年），孫吳派大將施績率軍數萬，從武昌沿長江北上，進攻江夏郡的邾城（今湖北黃岡），試圖突破西晉的荊州東線防線。徐胤接到軍後，一面下令邾城守軍堅守城池，一面親自率領江夏郡的主力軍隊馳援，並派人向巫山的張鹹求援，讓其率領水軍順江而下，從側翼襲擾孫吳軍隊。在徐胤的指揮下，西晉軍隊採取“堅守疲敵、側翼突襲”的戰：邾城守軍憑藉堅固的城防，多次擊退孫吳軍隊的進攻；張鹹率領的水軍則在長江江面擊敗孫吳的運糧船隊，切斷了施績大軍的糧草供應；徐胤則率領主力軍隊，在邾城外圍設伏，待孫吳軍隊因糧草斷絕而軍心渙散時，突然發起猛攻。此戰，西晉軍隊大獲全勝，斬殺孫吳士兵數千人，俘虜將領十餘人，施績率領殘部狼狽逃回武昌，此後數年，孫吳再也不敢輕易對江夏發起進攻。
邾城之戰的勝利，不僅鞏固了西晉的荊州東線防線，更彰顯了徐胤的軍事指揮才能——他既能統籌全域，協調守城、馳援、襲擾等多支部隊的行，又能據戰場形勢靈活調整戰，以最小的代價取得最大的勝利。經此一役，徐胤在西晉軍中的威大幅提升，為荊州前線將領的核心人之一，就連孫吳的將領也對他頗為忌憚，稱其“善守能攻，不可輕犯”。
關於徐胤的結局，史籍中並無明確記載，結合《晉書·武帝紀》及《荊州府志》的零星記載推測，他應是在江夏太守任上病逝，年約六十歲。晉武帝為表彰他一生鎮守荊州、防範孫吳的功績，追贈他為平南將軍，賜諡號“忠侯”，並將其靈柩運回安葬，其家屬也得到了朝廷的厚待。
作為西晉初年的重要軍事將領，徐胤的一生，雖未像杜預、王濬那樣參與滅吳之戰，為名垂青史的功臣，卻以“鎮守邊疆、構建防線”的實際行，為西晉的統一大業奠定了堅實基礎。他駐守巫山時構建的防系，不僅在西晉初年有效防範了孫吳的進攻，更為日後西晉伐吳時的重要軍事據點——太康元年（280年），王濬率領西晉水軍從益州順江而下，正是以巫山為起點，一路突破孫吳的長江防線，最終攻克建康，滅亡孫吳，實現天下統一。可以說，徐胤早年在巫山與江夏的防務建設，為西晉滅吳之戰的勝利埋下了重要伏筆。
從歷史影響來看，徐胤是西晉初年邊疆防務系的重要實踐者。在西晉建立初期，天下尚未統一，邊疆局勢複雜，徐胤以江夏太守之職，既注重軍事防的構建，又重視民生與經濟的發展，實現了“軍事防與地方治理”的有機結合，為後世邊疆將領樹立了“文武兼治”的典範。他的事蹟，雖散見於史籍的零星記載，卻真實反映了西晉初年統治者為鞏固政權、實現統一所做的努力，也讓我們得以窺見那個時代邊疆將領的擔當與智慧。
如今，一千七百餘年過去，巫山的烽火臺早已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中，江夏的古戰場也已為繁華的城鎮，但徐胤作為西晉初年荊州戍邊名將的事蹟，依然值得被銘記。他以一生的堅守，守護了西晉的邊疆安寧，為天下統一貢獻了自己的力量，為西晉初年曆史畫卷中不可或缺的一筆，也為後世留下了“守土有責、保境安民”的寶貴神財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