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晉帝咸和年間（326-334年）的世洪流中，蘇峻之引發的全國盪，為地方勢力的崛起提供了絕佳土壤。建康近郊攝山（今南京棲霞山）豪強徐輿，正是抓住這一歷史契機，聚集部眾自稱“攝山大王”，為東晉中地方豪強趁勢割據的典型代表。他的生平雖未在《晉書》中單獨立傳，其事蹟卻散見於《晉書·蘇峻傳》《建康實錄》及地方史志中，從一個側面折出東晉初年中央權威衰落、地方勢力坐大的政治象，也為研究東晉時期“流民與豪強武裝”的形提供了鮮活樣本。
徐輿的崛起，與東晉初年的政治格局及蘇峻之的發相連。東晉建立之初（317年），司馬氏政權依賴南遷士族“王、謝、袁、蕭”的支援才得以立足，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本就薄弱，尤其在建康周邊，豪強地主與流民武裝織，形了諸多“半獨立”的勢力範圍。徐輿出建康近郊的攝山本地豪強家族，其祖上世代居住於攝山腳下，憑藉開墾山地、經營鹽鐵積累了一定的財富與威，逐漸為攝山一帶的“鄉”人。在蘇峻之發前，徐輿雖未擔任職，卻過“收攏流民、私養部曲”，暗中積蓄力量——當時北方戰頻繁，大量流民南下投奔建康，徐輿以“提供庇護、分配土地”為餌，吸引了數千流民歸附，這些流民後來為他武裝力量的核心基礎。
咸和二年（327年），蘇峻之的發，徹底點燃了東晉的導火索，也為徐輿的崛起提供了“東風”。蘇峻本為東晉將領，因平定王敦之有功被封為歷史（今安徽和縣），手握重兵卻對朝廷心懷不滿。當年十月，蘇峻以“討伐庾亮、清君側”為名，率領數萬大軍從歷起兵，沿長江東下直建康。東晉朝廷倉促應戰，卻因兵力分散、將領不和屢戰屢敗，次年（328年）二月，蘇峻攻破建康臺城，劫持晉帝，控制朝政，一時間天下大——地方員或投降蘇峻，或擁兵自保，建康周邊的秩序徹底崩潰，百姓流離失所，這為徐輿公開舉事創造了絕佳時機。
面對混局勢，徐輿迅速做出決斷：他以“保境安民、抵兵”為名，在攝山聚集此前收攏的流民與本地部曲，正式舉起武裝大旗。攝山地建康東北郊，海拔數百米，山勢險峻，易守難攻，且山間有棲霞寺等佛教寺院可供駐紮，又臨近長江，便於獲取資與聯絡其他勢力，是理想的割據據點。徐輿憑藉家族在攝山的威與此前積累的人脈，很快聚集了數千部眾，他自號“攝山大王”，在山間修築堡壘、囤積糧草，並制定了簡單的軍紀，規定“不得劫掠百姓，違者立斬”——這一舉措既區別於蘇峻叛軍的燒殺搶掠，也不同於其他豪強的肆意妄為，讓他贏得了攝山周邊百姓的暫時支援，部眾規模迅速擴大至五千餘人。
為“攝山大王”後，徐輿採取了“靈活觀”的策略，遊走於東晉朝廷、蘇峻叛軍與其他地方勢力之間，最大化地謀求自利益。一方面，他表面上宣稱“效忠朝廷，等待平叛”，拒絕蘇峻叛軍的招降——蘇峻攻破建康後，曾派人前往攝山招徐輿，許以“豫州刺史”之職，徐輿深知蘇峻殘暴，又不願制於他人，便以“攝山乃偏遠之地，不敢奉命”為由拒絕，同時暗中加固防，防止蘇峻派兵進攻；另一方面，他也不主參與朝廷的平叛行，而是專注於擴充自實力，趁機兼併周邊的小流民武裝與豪強勢力——當時建康周邊有不類似徐輿的地方武裝，規模從數百人到上千人不等，徐輿過“招降納叛”與“武力兼併”，先後吞併了句容、丹等地的三武裝，將勢力範圍擴大到攝山周邊數十里，為建康近郊不可忽視的武裝力量。
徐輿的割據，雖以“保境安民”為旗號，實則是典型的地方豪強趁謀利。他在攝山一帶實行“半自治”統治：自行任命吏管理地方，向百姓徵收賦稅，甚至鑄造簡易的貨幣流通；同時，他還控制了攝山至長江的通要道，對過往的商船收取“過路費”，以此積累財富。不過，與蘇峻叛軍的殘暴不同，徐輿在統治區域確實推行了一些穩定秩序的舉措：他組織流民開墾荒地，恢復農業生產；設立“義倉”儲存糧食，用於救濟災百姓；嚴懲劫掠百姓計程車兵，維護地方治安。這些舉措讓攝山一帶在世中形了短暫的“安寧”，甚至有不建康城的百姓為躲避戰，逃往攝山投奔徐輿，進一步壯大了他的勢力。
徐輿的勢力巔峰期，曾一度與東晉朝廷的平叛軍隊產生間接合作。咸和三年（328年）末，東晉荊州刺史陶侃與江州刺史溫嶠組“聯軍”，率軍討伐蘇峻，從荊州順江而下近建康。蘇峻為防備聯軍進攻，將主力部隊部署在長江沿岸，導致建康近郊的防空虛。徐輿見時機，率領部眾突襲了蘇峻設在建康東北郊的糧道，燒燬了蘇峻的部分糧草，為陶侃聯軍的進攻創造了有利條件。此戰過後，陶侃曾派人前往攝山，對徐輿進行“安”，授予他“明威將軍”的虛職，希他能配合聯軍進攻蘇峻。徐輿表面上接了職，卻始終按兵不，只是繼續鞏固自己的攝山據點——他深知，一旦蘇峻滅亡，東晉朝廷必然會著手整頓地方勢力，自己的割據局面難以長久，因此不願消耗實力，只想在局中保全自。
咸和四年（329年）二月，蘇峻之最終被平定，蘇峻戰死，其殘餘勢力被徹底剿滅，東晉朝廷重新掌控建康。局勢穩定後，晉帝與權臣庾亮立即將目投向地方割據勢力，下令“凡趁聚眾者，或歸降朝廷，或就地剿滅”。此時的徐輿面臨著艱難抉擇：歸降朝廷，意味著失去所有權力與武裝，可能還會因“割據”之罪被清算；繼續抵抗，又無力與恢復元氣的東晉軍隊抗衡。最終，徐輿選擇了“主歸降”——他率領部眾五千餘人，前往建康拜見陶侃，獻上自己控制的攝山及周邊地區的戶籍與地圖，表示願意“解散部眾，朝為”。
陶侃考慮到徐輿在平叛期間曾襲擾蘇峻糧道，且攝山一帶百姓對其較為擁護，若強行剿滅可能引發盪，便上奏朝廷，請求赦免徐輿的“割據之罪”，並任命他為“句容縣令”——這一職位雖為地方，卻無兵權，實際上是將徐輿納朝廷的控制範圍，同時瓦解他的武裝力量。徐輿接了任命，解散了大部分部眾，只留下數親信跟隨自己前往句容任職。不過，他的“歸降”並未換來長久的安穩——東晉朝廷對這些“趁崛起”的豪強始終心存忌憚，兩年後（331年），庾亮以“徐輿私藏兵、勾結流民”為由，將其罷免職，流放至廣州。關於徐輿的最終結局，史籍中並無明確記載，推測他應是在流放途中病逝，或是在廣州的偏遠之地終老，一代“攝山大王”的傳奇就此落幕。
徐輿的一生，雖短暫而充滿爭議，卻為東晉初年地方勢力趁崛起的典型影。他的崛起，本質上是東晉中央權威衰落、地方秩序崩潰的產——當朝廷無力保護百姓時，豪強憑藉自實力“保境安民”，進而形割據，這既是世中個的生存選擇，也是東晉政權“士族共治”制弊端的直接現。他的結局，也印證了“世豪強難以長久”的規律——一旦中央政權恢復穩定，必然會著手鏟除地方割據勢力，維護大一統的統治秩序。
從歷史影響來看，徐輿的事蹟雖不彩，卻為我們研究東晉時期的地方社會提供了重要線索。他所代表的“攝山武裝”，是東晉初年“流民與豪強結合”的典型武裝模式：以豪強為核心，以流民為基礎，以“保境安民”為旗號，在世中謀求生存與發展。這種模式不僅存在於建康周邊，在東晉的荊州、江州等地也廣泛存在，為影響東晉政局的重要力量。此外，徐輿在攝山的統治舉措，如“招流民、恢復農業、維護治安”，也從側面反映了世中百姓對“穩定”的，以及地方豪強在“秩序重建”中所扮演的複雜角——既是局的益者，也是短暫秩序的維護者。
如今，攝山（棲霞山）早已為南京的名勝古蹟，山間的棲霞寺香火鼎盛，當年徐輿修築的堡壘與營壘早已湮沒在草木之中，唯有地方誌中零星的記載，還能讓我們窺見這位“攝山大王”的傳奇經歷。徐輿的故事，雖不如蘇峻、陶侃等歷史人那般波瀾壯闊，卻以一個“小人”的視角，還原了東晉初年世的真實面貌——在那個中央與地方博弈、秩序與混織的時代，每個個都在歷史的洪流中掙扎、選擇，而徐輿的選擇，正是無數地方豪強的共同命運：趁崛起，隨治而亡，最終為歷史長河中一朵不起眼的浪花，卻也為我們理解那個時代，留下了不可忽視的一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