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彥伯，生卒年不詳，籍貫為河中府（今山西永濟一帶），是唐德宗時期頗清名的員，以曾任監察史一職留名史冊。雖無顯赫世家背景記載，但其自潛心向學，博覽經史，尤重律法與名節，養了剛正不阿、審慎明辨的品格，為日後躋場、執掌風憲奠定了堅實基礎。唐代監察史隸屬於史臺，品級雖僅正八品下，卻執掌監察百、糾彈不法、巡按州縣之職，需兼敏銳察力與無畏風骨，徐彥伯能出任此職，足見朝廷對其德行與才幹的認可。
德宗朝初期，政局雖漸趨穩定，但地方吏治仍存積弊，權貴子弟貪墨枉法、吏推諉塞責等現象時有發生。徐彥伯出任監察史後，始終以“澄清吏治、為民請命”為己任，恪盡職守，不避權貴。他深研讀《唐律疏議》，悉典章制度，在監察彈劾中始終堅持以律為據，力求公允。曾奉命巡按河東道，期間察覺當地刺史縱容下屬虛報賦稅、盤剝百姓，他不懼地方勢力阻撓，細緻核查賬目、走訪鄉野，蒐集確鑿證據後如實上奏朝廷，最終促該刺史被罷問責，百姓所繳虛賦得以減免，一時口碑載道。
在京城任職期間，徐彥伯更是堅守原則，多次彈劾京中職員。當時有吏部主事利用選之機收賄賂，致使賢才被抑、庸人得位，徐彥伯暗中調查取證，掌握其貪腐實據後，在朝會上當眾揭發，雖遭該主事背後勢力施，卻始終不為所，最終促使朝廷嚴懲涉案人員，修訂選監察制度。其直言敢諫的作風，既讓不法員聞風喪膽，也贏得了同僚的敬重與德宗皇帝的賞識。
除監察本職外，徐彥伯還兼文治之才，曾參與修訂史臺相關規章典籍，梳理監察流程，使監察工作更趨規範。他文風嚴謹務實，所撰彈劾奏章條理清晰、論據確鑿，為當時史臺的典範文書。此外，他注重教化，在巡按地方時，除糾彈不法外，還常向地方員宣講為之道，倡導清廉勤政，推地方治理風氣改善。
史料中雖未明確記載徐彥伯的完整仕途軌跡，但結合唐德宗時期的場背景推測，其任監察史後，因政績突出大機率獲得升遷，或轉任殿中侍史、侍史等更高階監察職，或外放地方任州郡長史、司馬等職，繼續發揮治政才幹。其任職期間，始終堅守“不欺暗室、不徇私”的為准則，無論朝堂還是地方，都以民生為重、以法度為綱，展現了唐代監察員的優良風範。
需要說明的是，唐代另有一位同名徐彥伯（名洪，以字行），為武后至玄宗時期名臣，至太子賓客，以文辭著稱，二者分屬不同時代，需注意區分。本傳所述徐彥伯為德宗朝監察史，其事蹟散見於《唐會要》《史臺舍碑》等史料及地方誌記載，雖無詳盡傳記傳世，但其在監察任上的剛正作為，為唐德宗時期的吏治清明注了正能量。
徐彥伯的一生，雖未居宰輔高位，卻以監察史之職，在其位謀其政，以律法為刃、以公心為衡，糾彈邪、恤民生。他用行詮釋了唐代士大夫“修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追求，其剛正不阿的品格與務實勤政的作風，不僅為當時員的楷模，更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神財富，在唐代場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