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承嗣，唐代中期著名禮儀學家，生卒年雖未詳載於正史，但其學生涯與唐玄宗開元盛世的禮制建設相連，以太常博士之職為國家文化工程《大唐開元禮》的核心編纂者，為中古禮制的規範化與系化作出了卓越貢獻。
出儒學世家的徐承嗣，自潛心研習《三禮》（《儀禮》《周禮》《禮記》），深諳古今禮制源流。其早年治學不拘泥於一家之言，既讀鄭玄註疏的北朝禮學傳統，亦兼採王肅學派的南學華，形了相容幷蓄的學視野。憑藉深厚的經學素養與禮制實踐經驗，他被擢升為太常博士，執掌宗廟祭祀、朝會儀典等禮制事務的擬定與修訂，為唐代禮制領域的權威學者。
開元盛世之際，唐玄宗為規範國家禮儀、彰顯盛世氣象，於開元十年詔令啟禮典修訂工程。此前，唐代已先後頒行《貞觀禮》與《顯慶禮》，但兩禮因學立場迥異（前者宗鄭玄“六天說”，後者宗王肅“一天說”），存在諸多牴牾，給禮制執行帶來困擾。開元二十年（732年），徐承嗣與宰相蕭嵩、起居舍人王仲丘等奉詔集賢院，正式接手《大唐開元禮》的編纂工作，為這一重大工程的核心骨幹。
作為太常博士，徐承嗣在修典中承擔了禮儀細節的釐定與學爭議的調和重任。他秉持“折衷二禮、歸宗經典”的原則，深比對《貞觀》《顯慶》二禮的儀目與程式，既保留了兩禮中符合時代需求的合理容——如《貞觀禮》中的太子學禮、農隙講武禮，《顯慶禮》中的皇后上陵禮、冊皇太子儀等，又針對學爭端提出建設解決方案。在關鍵的天帝祭祀爭議中，他支援王仲丘以《顯慶禮》“一天說”為主、《貞觀禮》“六天說”為附的主張，確立昊天上帝獨祀、五方帝陪祀的格局，既打破了南北經學壁壘，又契合了盛唐大一統的政治需求。
編纂過程中，徐承嗣充分發揮其禮制實踐優勢，對禮儀程式的可作尤為關注。他牽頭梳理吉、兇、嘉、賓、軍五禮系，細化祭祀、朝會、婚嫁、喪葬等各類儀典的流程規範，補充了諸如“千秋節群臣朝賀”“興慶宮祭五龍壇”等盛唐新創儀目，並將道教投龍儀式等時代元素融國家典禮，使《開元禮》既堅守古禮軌範，又兼時代特。其嚴謹的治學態度與務實的修典理念，有效彌補了此前禮典“前後頗有不同”的缺陷，為這部150卷的鴻篇鉅製最終書奠定了堅實基礎。
《大唐開元禮》修後，為唐代國家禮儀的本法典，“一朝典章，煥然而備”，不僅在當時被奉為圭臬，更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徐承嗣作為核心編纂者，其禮制思想過這部典籍得以傳承，宋、明兩代修禮均以《開元禮》為重要藍本。史載其晚年仍致力於禮制傳承，曾參與修訂天文曆法相關的禮儀規範，將禮制與天文曆法相結合，進一步拓展了唐代禮儀的應用範疇。
徐承嗣的一生，以禮制為畢生事業，在中古禮制發展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他不僅是《大唐開元禮》這一“中古彝典”的重要締造者，更是盛唐文化整合與規範的推者，其相容幷蓄的學神與務實創新的修典理念，至今仍為禮制研究提供著重要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