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知新，生卒年未詳於正史，祖籍江南東道蘇州吳縣，出儒學世家，是唐文宗大和年間以直諫聞名的清流言。他以左拾之職躋朝堂言路，在宦專權、黨爭紛擾的晚唐世中，秉持“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諫風骨，於大和九年“甘之變”前夕聯名上書、言事切直，為中晚唐清流士大夫群的影，其事蹟雖散見於史料，卻盡顯世文人的剛正與堅守。
徐知新自家學薰陶，“博覽經史，尤擅《春秋》公羊學”，青年時便以才學與品行聞名鄉里。唐穆宗長慶年間，他過進士科考試步仕途，初授秘書省校書郎，負責典籍校勘與整理。任職期間，他治學嚴謹，“辨偽存真，釐定訛誤”，其校勘的《左傳正義》抄本被時人奉為善本，憑藉紮實的學識與勤勉的態度，逐步獲得朝堂認可。唐文宗即位後，大興文治，重視諫群建設，大和五年，徐知新因“行清峻，議論持平”被舉薦為左拾，躋門下省諫系，正式踏上言路征程。
左拾雖為從八品下的低階職，卻肩負“供奉諷諫，扈從乘輿”的重任，可直接向皇帝上書言事。徐知新任職期間，正值唐文宗試圖重振皇權、遏制宦勢力的關鍵時期。當時，以王守澄、仇士良為首的宦集團掌控神策軍，干預朝政、任免員，形“宦之權，振古未比”的局面；同時，牛李黨爭餘波未平，朝堂派系林立，政治生態錯綜複雜。面對如此危局，唐文宗屢下詔書“求直言極諫之士”，而徐知新與同列諫姚中立、宋申錫等人志同道合，形了一以匡扶社稷、肅清佞為己任的清流言群。
大和八年起，朝堂矛盾日益尖銳。宦王守澄舉薦鄭注、李訓宮，二人雖獲文宗信任，卻暗中培植勢力，與宦集團既勾結又爭鬥；與此同時，地方藩鎮割據加劇，民生凋敝，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徐知新目睹朝政混、宦專橫，多次單獨上書彈劾佞、建言時政，其奏章“辭氣激切，無所避諱”。他在《請罷宦典兵疏》中直言：“夫兵權者，國之利也。今宦豎握兵，干預廟算，禍稔蕭牆，危在旦夕。願陛下收攬兵柄，還政臺閣，上安宗廟，下蒼生。”其言辭直指宦專權的核心弊端，雖未被文宗直接採納，卻在朝堂引發強烈反響，時人贊其“有汲黯之剛、魏徵之直”。
大和九年（835年）秋，“甘之變”前夕的朝堂已暗流湧。李訓、鄭注謀誅殺宦，卻行事詭秘、牽連甚廣；宦集團則加防備，朝堂上下人人自危。在此生死攸關之際，徐知新並未退，與姚中立、崔蠡等七位諫聯名上書，針對當時朝政三大弊端痛陳己見：其一，彈劾鄭注、李訓“恃寵擅權，結黨營私，紊朝綱”，懇請文宗“遠佞人，親賢臣”；其二，反對宦集團濫殺無辜、干預司法，要求“整肅刑獄，還民公道”；其三，建議文宗“停廢不急之役，減免賦稅，以安民心”。這份聯名奏章“字字泣，句句切骨”，既現了諫群對朝政的深切憂慮，也展現了徐知新等人不畏強權的勇氣。然而，此時的文宗已深陷李訓、鄭注與宦集團的權力漩渦，既想借助諫之力制衡各方，又不敢貿然激化矛盾，最終僅對奏章“留中不發”，未作明確回應。
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甘之變”發。李訓、鄭注的誅宦計劃敗，仇士良等宦率領神策軍大肆捕殺朝臣，“諸司吏卒及民酤販在中者皆死，死者數千人”，朝堂流河，為晚唐政治史上最黑暗的一頁。事變中，大批諫、朝臣慘遭屠戮，左拾姚中立因牽涉其中被誅殺，宰相王涯、賈餗等重臣亦被冤殺。徐知新因聯名上書之事已被宦集團記恨，幸得友人暗中相助，“易服潛出長安，避禍江南”，才得以保全命。
事變之後，宦集團徹底掌控朝政，唐文宗形同傀儡，“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諫制度遭重創，大和九年十二月，文宗雖下詔“創造諫院印一面，以‘諫院之印’為文”，試圖維繫言路制度，但諫群已元氣大傷，多為宦集團親信或明哲保之輩，昔日清流風骨不復存在。徐知新避禍江南後，居於蘇州太湖之濱，雖遠離朝堂，卻仍心繫國事，“杜門著書，評議時政”，其所著《諫垣奏議》三卷，收錄早年上書奏章與時事評論，後因戰散佚，僅部分篇章被《全唐文》《冊府元》收錄。
唐武宗會昌年間，朝廷為“甘之變”死難者平反，徐知新曾短暫被召回長安，授太常博士之職，負責禮儀修訂。但此時的他已看晚唐政治的腐朽，“見宦之勢仍熾，黨爭之禍未息”，不久便以病辭，重返江南。晚年的徐知新致力於講學授徒，“以經義教授鄉里，培養後進”，其弟子中不乏後來的知名士大夫，如晚唐詩人陸蒙便曾其點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