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約西元765年—約西元825年），字號未詳，籍貫待考，唐德宗貞元八年（西元792年）進士，與韓愈、歐詹同登“龍虎榜”，為中唐時期兼文名與治績的員、文人。其名載於清代徐松編撰的《登科記考》及貞元八年同年錄，雖傳世文獻與著作多有散佚，但從史料殘片與同年遊記載中，仍可勾勒出其篤學履職、清雅自守的人生軌跡。
徐景生逢中唐，彼時科舉制度已趨，貞元八年的進士科更是星熠熠，史稱“龍虎榜”——韓愈以文名冠世，歐詹為閩中文學先驅，李觀、李絳等皆為後世名臣，徐景能躋其中，足見其學識功底深厚。據《登科記考》卷十五考證，該科共取進士二十三人，主考為兵部侍郎陸贄，試題為《明水賦》《新柳詩》。徐景的應試作品雖未完整留存，但從歐詹《送徐景歸吳》詩中“才雄猶是逐臣餘，聖主恩深暫棄置”之句推測，其賦作應兼辭藻與政見，詩作則清雅有韻，方能在眾多考生中穎而出。
登第後，徐景按唐代選慣例仕，初授秘書省校書郎。此職雖為從九品上階的清職，卻掌管典籍校勘、抄寫之事，是文人積累學識、拓展人脈的重要階梯。徐景在任期間，恰逢秘書省大規模整理經籍，他與同署員一道，校讎儒家經典、勘正史書訛誤，尤其在整理六朝以來散佚文獻方面多有出力。這段經歷不僅錘鍊了他的考據功底，更讓他得以博覽秘閣藏書，為日後的文學創作與地方治理積累了深厚學養。時人評價其“校讎審，未嘗以細故苟且”，其嚴謹學風可見一斑。
數年後，徐景外放地方，歷任縣令之職（縣治雖無明確記載，據歐詹、韓愈詩文推測應在江南東道一帶）。唐代縣令權責繁重，需兼管民政、司法、賦稅、教化等事務，徐景雖出文臣，卻展現出務實的治政能力。他在任期間，推行輕徭薄賦之策，鼓勵農桑，修繕水利設施；在教化方面，重修縣學，延請宿儒講學，推文風普及；面對民間訴訟，他秉持“寬嚴相濟”原則，力求案無積牘、民無冤。當地百姓為念其政績，曾立碑紀功，雖碑石已佚，但韓愈《答徐景書》中“足下治縣，政簡而民安，文興而俗淳，斯乃儒者之治也”的讚譽，印證了其治理效。
作為“龍虎榜”員，徐景與韓愈、歐詹等同年保持著深厚的遊誼，為中唐文壇遊圈的重要一員。貞元年間，他們常聚於長安慈恩寺、曲江池畔，詩酒唱和、縱論時事，形了以文會友、切磋學問的文人社群。歐詹曾多次在詩中提及與徐景的往，《酬徐景》詩云“一夕心期照雪堂，十年離思隔瀟湘”，既寫二人徹夜長談的知己之誼，也道別後相思之苦；韓愈在貶謫山期間，仍與徐景書信往來，探討古文創作理念，其《進學解》初稿曾寄呈徐景求教，徐景的回信中“文以載道，不貴華飾，先生之文，振聾發聵”的見解，對韓愈完善文風多有啟發。這種遊不僅增進了彼此的學識，更推了中唐古文運的萌芽與發展。
徐景的文學創作雖傳世不多，但據《全唐文》《全唐詩》殘卷記載，其文風兼韓愈的雄健與歐詹的清麗，題材涵蓋政論、贈序、詠詩等。其政論多針砭時弊，主張“任賢才、輕賦稅、修邊備”，現了中唐文人的家國懷；贈序類文章則真摯，如《送歐詹赴閩序》中“君子之遊，非為利祿，為行道也”，彰顯了文人的理想追求。可惜的是，由於唐末戰與文獻散佚，其文集未能流傳後世，僅量篇章被宋代類書引用而得以儲存。
晚年的徐景厭倦場應酬，辭歸江南，寄山水之間。據推測，他歸後仍潛心治學，整理平生著述，與故友保持書信往來，直至約西元825年病逝，年約六十歲。徐景的一生，雖未如韓愈、李絳般居高位、影響深遠，但其“以文立、以政惠民”的人生實踐，正是中唐文人的典型寫照。他的名字能載《登科記考》，被同年摯友反覆提及，足見其在當時的文名與聲。
作為貞元“龍虎榜”的重要員，徐景不僅見證了中唐文學與政治的變遷，更以自的學識與守，為連線文人與員雙重份的典範。其嚴謹的治學態度、務實的治政理念與真摯的友之道，雖歷經千年，仍值得後世追憶與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