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恂，生卒年未詳，為唐德宗貞元年間知名文，東海郡（一說吳興）人，以明經出躋仕途，歷任中央司法要職與地方顯，終州刺史，其宦海歷程堪稱中唐文臣由中樞歷練至地方主政的典範。與著名文學家、宰相權德輿誼深厚，權氏為其親撰墓誌銘，詳述其生平政績，為後世留存珍貴史料。
徐恂早年潛心經籍，深諳儒家義理與典章制度，以明經科登第仕。唐代明經科為科舉正途，側重經義策論，是寒門儒士躋僚系的重要途徑，徐恂能於此科穎而出，足見其學識功底之深厚。初仕途，他便授任大理司直一職，此職隸屬大理寺，為從六品上階，專司刑獄審理、冤案平反與律法詮釋，是中央司法系的核心佐。任職期間，徐恂秉持“明慎公允”之則，深研習《唐律疏議》，凡所審理案件，皆詳核卷宗、明辨是非，既重法理依據，亦恤民疾苦。史載其“剖案如流，不避權貴”，曾平反數起地方上報的冤假錯案，以嚴謹的司法守贏得朝堂讚譽，為其後續仕途奠定堅實基礎。
貞元中期，徐恂由中央外放，調任潤州司馬。據《唐六典》載，司馬為州府佐貳，從六品上，協助刺史理政務、統攝諸曹，雖無最終裁決權，卻掌文書流轉、僚屬考核之責，是地方行政運轉的關鍵角。潤州地江南東道，為漕運要衝、富庶之地，政務繁雜。徐恂到任後，一改前任因循之風，整飭吏治，簡化行政流程，尤其在漕運排程與賦稅徵管方面頗有建樹。他深調研轄區民，協調軍民矛盾，推農桑發展，使得潤州“政通人和，商旅輻輳”。其在任期間，既展現出中央員的法治素養，又兼地方治理的務實神，獲刺史倚重與百姓稱頌，為貞元年間地方佐的楷模。
歷經中央司法與地方佐貳的雙重歷練，徐恂終獲朝廷重用，擢升州刺史，正式主政一方。刺史作為州級最高行政長，掌一州軍政、民政、司法大權，需兼統籌規劃與應急置能力。州地淮西，毗鄰藩鎮，戰略地位重要，且因連年水旱，民生凋敝。徐恂赴任後，首要推行“勸農桑、輕賦稅”之策，組織民眾修繕水利、開墾荒地，引進優良作品種，逐步恢復地方經濟；在吏治方面，他嚴明賞罰，打擊貪腐，起用廉能之士，重構地方治理系；面對藩鎮割據的患，他一方面整飭州兵、加固城防，另一方面安流民、化解族群矛盾，維護邊境安定。在其治理下，州“數年間，倉廩充實，獄訟漸稀，流民歸業者數千戶”，政績卓著，獲德宗詔書褒獎。
徐恂一生為，始終堅守儒家“修、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其仕途路徑清晰展現了中唐文臣“中樞歷練—地方佐治—主政一方”的典型晉升模式。他與權德輿的深厚誼，不僅源於仕途集，更在於二人志同道合的儒者懷——權德輿在墓誌銘中盛讚其“直清篤厚，博通理，有大學之明誠，大雅之疏達”，稱頌其為“不錙不磷，與令問終始”。徐恂雖無驚天偉業，卻以穩健務實的執政風格、清正廉潔的德守，在中唐複雜的政治環境中，為百姓謀福祉、為朝廷守一方安寧，其事蹟雖散見於史籍與墓誌銘，卻足以彰顯貞元年間文群的神風貌，為後世為者的典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