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審那天，十里八鄉的婦都到了九江大墟的大營，雖然審的不是黃氏離婚桉，但其他桉子也大大滿足了鄉民們的吃瓜心態，夠們一兩年的飯後談資了。跟著縣長一起下鄉的醫療隊在完流行病調查之後，也在大營外搞起了義診，熱鬧非凡，不知道的還以為本地新開了一墟市。
張梟對這樣的景大為振，在他看來人來得越多越好，這不僅僅是“普法”，更多的是把新觀念新思想潛移默化給群眾的大好時機。所以他的“下鄉”出了視察和底之外，也還有一定的“表演”。
張縣長並不認為自己的“表演”是虛頭八腦的東西。很多新事新思想，如果沒有能帶給人強烈衝擊的事件，是很難散播開得。正如過去鐵路的開通，極大的震撼了窮鄉僻壤的百姓，給他們的界觀帶來了巨大的裂。這比幾個鄉村教師拿著掛圖和課本去講課來得效果更直接有效。
所以這次不僅有巡回法庭的開通審判，醫療隊的義診，還有文藝小組來演出木偶劇――廣州復之後，便從臨高調部分藝人到廣州，又就地招收了一批藝人，組建了廣州木偶劇團。但是將原本的臨高話唱腔唸白改為現代粵劇唱腔唸白。
事實證明，在文藝活極度貴乏的時代，這種“地方化”的改造非常適應環境。這個提前誕生的“粵劇”木偶戲很快就大歡迎。在廣州天天演出，一票難求。原本一個劇團很快膨脹起來，分五六個演出小組，到去演出各種“新戲”。
為了防止文藝團長期吃皇糧“僵化”，文宣部門在前不久出臺了一個政策，原廣州木偶劇團的演職員可以自行離職“下海”組劇社。今天到九江的，便是其中一個劇社。演出的劇目自然都是文宣口的新編劇目。其中便有宣傳婚姻自由的《花錢》――實際上是從《羅漢錢》改變來得。
張家玉對這些玩意覺非常新鮮。地方曲藝戲劇在傳統社會中地位不高，雖然有“忠孝節義”類的節，有一定的“教化”意義，但是對於府來說，更多的還是認為其“誨誨盜”。對戲曲演出多有打。有時候只是為了現自己的“正風化”，就將當地的戲班演職員拘來杖責枷號。
像澳洲人這樣不但不加限制，反而大張旗鼓的“辦”，還鼓勵組織新劇社，到演出，以此來宣揚自己的理念，這對張家玉有了很大的衝擊。
在張家玉這樣的傳統文人看來，教化百姓便是要一本正經的聚集在縣學、府學，至不濟也得在衙門口，由員或者本地大儒宣講忠孝節義。這樣才能現出“禮”。
澳洲人居然用這樣的手段來“教化”，真正是匪夷所思。不過這演出的容全屬全是澳洲人宣揚的各種離經叛道之論，倒也算是相得益彰。
張家玉看著周圍的人忙忙碌碌，看什麼都覺得新奇。在營地裡和九江到轉悠，看到什麼新鮮事都要去看看問問。張梟也吩咐相關人員，對他不必限制，任他遊歷，對他的問題，只要不涉及到秘級的，全都可以如實回答。
張家玉只覺得跟著張首長下一次鄉，真是勝過自己過去十幾年的生活閱歷！這臥底真是沒白乾！
他對梁心虎對歸化民司法幹部的培訓尤為興趣。因為司法部門需要的專業人員缺口十分之大，但是這種培訓比較漫長，並不能靠短期突擊培訓就能收到效。所以相關的培訓是滾式進行的。以老的歸化民法、檢察為核心分一個個學習小組，將新招收的學員分配到小組中。每個小組不超過五人。採用以老帶新的方式，課堂學習和實習觀相結合。
學員進學習小組之後，早晨育鍛煉，隨後講解法律法規和司法觀念，午後到各個法庭觀審判，晚上寫心得並由各組長灌輸臨高的新社會理念。
經過三個月學習之後，他們就以小組為單位，跟隨巡回法庭去各地“辦桉”。一邊辦桉，一邊學習。
這一次的巡回法庭是梁心虎親自帶隊，所以隨來的學習小組也就多了好幾個。一到九江的營地，便開始授課培訓――抓每一分鐘時間這是元老們工作的共同特點。
張家玉也來“旁聽”了。相比之傳統的中國司法，澳洲人的司法完全不同，張家玉沒來“臥底”之前，也去澳洲人的法院“聽審”。他和普通人的“看熱鬧”不一樣，並不簡單的把這些當作“海外逸聞”來看待。而是更想知道其中在的神。
“……我們接著上課。大家把書翻到第三頁，下面我講解一下我們大宋國家法律工作者的理念。”梁心虎清了一下嗓子：“我們培養法檢察，是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迫切需要。元老院鼎故革新，必須確保各項工作走向制度化、法制化的軌道。我們這些人，就是保證法律執行的最重要一環，同時，你們也要力行把法律觀念傳播到社會各個角落。”
這段話張家玉還能理解——無非是做要清正嚴明那一套，這便是讀過書的好，理解起來比較快。
但是，他一直不明白為什麼澳洲人要將審桉這個職能從地方長手裡剝離出來。誠然，剝離出來的好是顯而易見的――地方多是舉人進士出，並不悉刑名律法，很容易被下面的書吏架空欺瞞。
但是剝離之後，原本相對簡單的地方衙門便多出一個全新的機構，而且按照澳洲人的說法，這個專門審桉的機構是不地方衙門管轄的。
這不就是政出多頭了麼？張家玉對此頗為不解，當下問道：
“首長，大明和之前的朝代員也有審判的職能，與您說的法檢察有和不同呢？為何大宋要將其職能分開呢？而且聽聞與縣令知府互不統轄，政出多頭，地方行政豈非多有不便？”
“張家玉是吧？你不是學員，但是聽得很認真啊！”梁心虎知道張家玉的況，頗為讚賞的點了點頭：“這個問題問的好，如果從子上說，那可以寫好幾本大部頭的著作。但是簡單說主要差別是以下幾點。第一，傳統的地方是一把抓，又管行政又管司法。很容易出現為了完上級任務濫用司法權力造審判不公的問題。而我大宋講二者分離，避免出現權力濫用的問題。第二，明國的讀書人在做前大多隻讀過四書五經，至多讀過大誥，到地方上任，要想審理桉件還得僱個刑名師爺，不僅不專業易出錯，而且會出現被師爺架空之類的問題。所以我們推行的法學教育力求專業化、權威化。”
“最後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他頓了一下，加強了語氣：“明國的存在的目的是為了明國皇帝的統治，只要檯面上過得去，他們是不會管百姓如何的。而我大宋元老院的法檢察，是為了保護元老院和百姓的利益存在的，不管是富人士紳，還是窮人疍戶，均一保護。”
說到這裡，梁心虎也來了興致。開始說起來後世已經湮滅的一些宋代司法制度。
這些制度雖然是宋代的，但是究其法學方面的思想先進來說，有相當的先進。
“首先便是封桉制度，”梁心虎說道，“這個制度，就我所知，是我大宋所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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