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起收容所裡燒了三天三夜的兒子，想起大隆紡織廠被炮彈炸飛的那一天，想起雛田小姐蹲在他老婆面前，把一盒磺胺輕輕放在手心裡時，那雙白得不像話的眼睛裡快要溢位來的溫。
要追上去嗎？
要告發嗎？
對不起，雛田小姐，和子小姐，我是一箇中國人！
林阿福把那張紙片從地上撿起來，摺好，塞進自己工裝的口袋裡。
然後他拍了拍口袋，確認紙片了口的位置，轉走回了轟鳴的車間。
與之相比，申海的其它工廠卻是截然相反的一種況。
或許很有人意識到，早在“申海大道寺政府”立之日期，申海就已經開始從一個單純的佔領區，向日軍在華中最大的後方軍工基地演進。
自淞滬會戰後，日軍便有計劃地將申海的工業系納其“以戰養戰”的戰略框架。
“華中振興株式會社”最初，就是一個統制華中佔領區經濟的中樞機構。
這家被稱作“國策公司”的壟斷組織，資本定額一億日元，由日本政府和民間財閥各出一半，全面接管了華中的通運輸、發電、通訊以及煤、鐵、鹽等重要資源。
而那些未能遷的工廠，則在日軍的刺刀下被強制“軍事接管”——
大隆機廠，這座中國近代機械工業的標誌企業，被日軍強佔後更名為“大陸鐵工廠”，徹底轉向軍火生產。
曾經制造紡織機械的車間裡，如今晝夜不停地鑄造迫擊炮和炮彈殼，為日軍的侵略戰爭輸送。
江南造船所，中國最大的造船基地，被日軍佔領後幾度易手——從“朝日工作部江南工場”到“三菱重工業株式會社江南造船所”，名稱更迭的背後，是日本軍工資本對中國工業產的赤掠奪。
到1938年底，這裡的中國工人已超過萬人，被迫修理戰艦、建造軍用渡，甚至參與火車渡的製造。
原日商紗廠被強制轉產，機轟鳴聲中，一匹匹軍用布匹走下生產線，最終變日軍士兵上的軍服、營房裡的帳篷。
電話公司、電報局被納軍事排程系，保障著日軍在華中的通訊暢通。
機械廠日夜趕工，為軍用車輛和發電機提供維修保障。
然而，在這看似高效的戰爭機背後，另一種力量正在悄然生長。
申海工人從未屈服。
他們用最秘、也最堅韌的方式，進行著無聲的抵抗——
“磨洋工”為最普遍的抗爭形式。
車間的角落裡，工人們故意拖延工時，明明一個小時能完的活，拖上三四個小時。
機床的轟鳴聲此起彼伏，但真正轉起來的，只有那些被故意調慢的皮帶。
日本人來了，大家假裝忙碌；日本人一走，車間裡立刻瀰漫著心照不宣的“慢作”。
破壞生產是另一種武。
炮筒被故意扯出細微的刺，到了前線打幾發就會炸膛；螺被擰斷在孔中，怎麼也取不出來；鑄件裡摻雜質，重熔後了廢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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