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還設立南書房，把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不讓丞相（清朝為閣大學士）有像李斯那樣獨掌大權的機會，就是要避免‘沙丘之變’重演。
再說李斯對‘思想’的態度，他焚書坑儒，以為‘堵’就能‘安心’，結果適得其反。朕當年開博學鴻詞科，招攬明朝的民儒士，就是要學‘漢武帝獨尊儒’，用‘思想’凝聚人心——李斯用‘手段’，朕用‘手段’，效果卻天差地別。朕還讓李地編纂《朱子全書》，把儒家思想和清朝的統治結合起來，讓天下人不僅服朕的制度，更服朕的道統。
李斯若生於我朝，朕或許會用他之才，讓他掌戶部、定賦稅，因為他懂制度、會辦事。但朕必派納蘭明珠、索額圖（注：此為結合康熙朝大臣調整，核心為現監督）監督他，不讓他有半分‘私念’——可惜啊，他生在了秦朝，遇上了趙高，也毀在了自己的‘私念’上。朕常對太子說‘為人君者，要知“功過”；為人臣者，要知“公私”’——李斯就是‘功過不分、公私顛倒’的例子，你們要永遠記著他的教訓。”
清高宗乾隆（清）
“評李斯，當用‘辯證之眼’——他非純善，亦非純惡；非全智，亦非全愚。其‘統一制度、整合天下’之功，可稱‘千古一相’——咱大清如今能統轄蒙古、西藏、新疆，靠的就是‘大一統’的制度框架，而這框架的源頭，就是李斯的郡縣制。他創小篆、統一度量衡，更是把‘中華一’的觀念刻進了骨子裡，不然各地言語不通、文字各異，何談‘天下一家’？
可他的短板也太明顯：一是‘短視’，二是‘貪位’。焚書坑儒，是短視——他以為‘堵言’能穩天下，卻不知‘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秦朝速亡，此為大因；沙丘之變，是貪位——他怕扶蘇繼位後重用蒙恬，丟了丞相之位，就跟趙高合謀，最後落個‘五刑、夷三族’的下場，純屬自食惡果。
咱大清如今推行‘文字獄’，有人說像李斯的焚書，實則不然——李斯焚書是‘毀文化’，咱的文字獄是‘正思想’，凡敢非議朝政、煽叛的，才加以懲，而正經的典籍、學問，咱還派人編《四庫全書》加以保護，這就是比李斯高明的地方。至於用人，咱重用劉墉、紀曉嵐，不僅因他們有才，更因他們‘知進退、重社稷’，絕不像李斯那樣‘貪位忘義’。李斯若生在咱朝，以他的才學，朕或讓他管戶部、理財政，但必讓軍機嚴加約束，絕不讓他有‘擅權’的機會——畢竟，能臣若失了約束，比庸臣更可怕。”
戰國·韓非（思想家，法家代表）
“李斯之學，源於吾法，然其行，卻失吾法之魂。吾倡‘法、、勢’合一，本為強國固社稷，他卻將‘’與‘勢’用在了謀私保位上——沙丘之變，他棄國法於不顧，附逆趙高，改詔殺嫡子，此非‘用法’，實乃‘法’。
他能助秦定郡縣、統一制度，是懂‘法’之利；卻因私念壞國法，是忘‘法’之本。吾曾勸秦王‘去私曲，就公法’，李斯若真悟此理，當以死護國法、保儲君，而非為一己權位毀大秦基。法者，天下之公，非權臣謀私之工，李斯用‘法’興秦，又因‘私’秦，可悲可嘆！”
東漢·王充（思想家、哲學家）
“李斯之功，在於‘變’；李斯之過，在於‘貪’。他敢破分封舊制，立郡縣新局，敢改六國異文，創小篆統一，此乃‘通變’之智——天下自周以來分崩數百年，正是靠他這‘變’，才真正歸為一統，此功不可沒。
然其‘貪權’之病，毀了所有。他明知胡亥昏庸，卻怕扶蘇繼位後失位，便與趙高合謀，終致死國滅。吾在《論衡》中說‘賢不肖之實，在於質料，不在於姿貌’，李斯有‘通變’之質，卻無‘去貪’之德，終‘不肖’之臣。變則通，通則久，然變需為公，若為私變，縱有一時之利，終釀長久之禍，李斯便是明證。”
南宋·朱熹（理學家、教育家）
“李斯之失，在‘本心’不明。他年觀鼠悟‘所之勢’，便一心求‘高勢’，卻忘了‘勢’當為社稷用，非為己謀。他定製度、理朝政，看似為秦，實則為保自己‘丞相之勢’，一旦‘勢’將不保，便棄社稷於不顧，附逆政。
吾倡‘存天理，滅人慾’，非滅正當之慾，乃滅過度之私。李斯便是‘人慾’過盛，蓋過‘天理’——社稷安危為‘天理’，個人權位為‘人慾’，他舍天理逐人慾，終落得敗名裂。為臣者，當以‘天理’為先，守本心、盡職責，若只圖‘勢’與‘利’，縱有才學，亦為小人，李斯之戒，當醒後世讀書人。”
明末清初·王夫之（思想家、史學家）
“李斯之功過，當放在‘天下一統’的大勢中看。他廢分封、行郡縣，統一文字度量衡，實乃順應‘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大勢，此乃‘順天應人’之舉，故其功能傳後世千年，為‘大一統’之基石。
然其晚年之錯，卻在‘逆勢’而為。扶蘇仁厚，能守秦之統一大業，此乃‘人勢’；趙高佞，胡亥昏庸，必毀秦業，此亦‘人勢’。李斯明知此勢，卻因私念逆‘人勢’，改詔、殺扶蘇，實為‘逆天而行’，故其敗亦在理之中。
吾謂‘理勢合一’，勢者，理之顯也。李斯前期順‘一統之勢’，故其功；後期逆‘保業之勢’，故其過。君子順勢而為，當為社稷謀；小人逆勢而為，只為私利計，李斯前為‘君子之材’，後為‘小人之行’，真乃歷史之鏡也。”
晚清·梁啟超（思想家、維新派領袖）
“李斯者，中國古代‘制度建設型人才’之代表也。他為秦構建的中央集權制度、地方郡縣制度，乃至文化統一制度，實為中國兩千餘年封建制度之雛形，其‘制度創新’之能，遠超同時代諸子。
然其致命缺陷，在‘民主意識之缺失’——他只知‘君權’與‘相權’，不知‘民權’；只懂‘以力統天下’，不懂‘以民安天下’。焚書坑儒、嚴刑峻法，皆為‘制民智’之舉；沙丘之變附逆，更是‘權倒道義’之禍。
今日之中國，求變革，當學李斯‘制度創新’之勇，卻必棄其‘制民智’‘貪權位’之短。制度為表，民本為裡，若只重製度而輕民本，只重權而輕道義，縱有一時之強，終難長久，此乃李斯留給近代中國的重要啟示。”
西漢·司馬遷（史學家）
“李斯之材，冠絕秦臣。觀其《諫逐客書》，文辭雄辯，理兼備，僅憑一文便阻秦國逐客之失，保全天下英才，此等識見與膽識，絕非庸人可及。他定郡縣、統一文字度量衡，實為‘大一統’之基石，後世千年皆循其軌，功在千秋，當‘能臣列傳’。
然其晚年之失，亦足以為萬世戒。沙丘之變，他明知扶蘇賢能、胡亥昏庸，卻因‘貪權位’而附逆趙高，改詔殺嫡，終致秦亡滅。臨刑前‘牽黃犬逐狡兔’之嘆，道盡私慾誤人之痛。吾著《史記》，既載其功以彰其才，亦錄其過以警世人——有才無德，雖能興邦，亦能覆邦，李斯之謂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