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在撰寫《封建論》，借管仲的行政改革談“中央與地方關係”，分析中帶著“辯證的理”：
“管仲‘叄其國伍其鄙’，將齊國劃分為‘國’（都城）與‘鄙’（郊區），各設員管理，這是‘破除分封、走向集權’的開端——比西周‘分封諸侯、各自為政’先進得多！他‘三選制’選，不問出只看能力，打破‘世卿世祿’的桎梏，讓平民有機會朝，這是‘選制度’的進步。可他的改革，終究‘不徹底’：他雖劃分行政區域，卻仍保留貴族封地；雖選賢任能，卻未廢除‘卿大夫世襲’——這就像齊國的‘集權’，只是‘表面文章’，未及本。如今唐朝‘藩鎮割據’，源就是‘地方權力過大’，若當年管仲能徹底‘廢分封、行郡縣’，或許春秋就不會有‘諸侯爭霸’的局。他是‘改革的先驅’，卻因‘妥協於舊勢力’留下患，這是後世改革者該警惕的！”
他肯定管仲“制度革新”的進步，卻批判其“妥協”帶來的侷限，更借管仲的教訓諷喻唐朝“藩鎮問題”的源。
宋朝
司馬（史學家，《資治通鑑》主編）：“其才當敬，其德當疑”
司馬編撰《資治通鑑·齊紀》，與助手劉攽討論管仲，評價中帶著“史學家的嚴謹與保守”：
“管仲的‘治國之才’，古今有——他能讓貧弱的齊國‘九合諸侯’，靠的不是‘運氣’，是‘鹽鐵營’的準、‘兵民合一’的高效、‘尊王攘夷’的戰略，這些都該寫史書，供後世借鑑。可他的‘個人品德’，實在不敢恭維：早年與鮑叔牙經商‘多分利’，雖有鮑叔牙辯解‘家貧’，卻也顯其‘私念’；從軍‘多次後退’，縱是‘奉養老母’，也難掩‘怯懦’之嫌；輔佐公子糾失敗後，不‘以死明志’，反而設法回到齊國投靠政敵（齊桓公），這是‘背主求榮’！孔夫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管仲一生都在‘逐利’（為齊國霸業、為自權位），雖就大功，卻算不上‘君子’。後世治國，若學管仲‘之才’，需先正‘己德’，否則縱有一時之功，也會因‘德不配位’埋下禍——齊桓晚年失勢，不就是管仲‘重才輕德’埋下的患？”
他認可管仲的“治國能力”，卻嚴守儒家“德為先”的標準，批判其“私德有虧”，認為“德才兼備”才是賢臣的終極標準。
明朝
海瑞（清，政治家）：“其政利民可學，其權變不可取”
海瑞任應天巡推行“一條鞭法”，在《興革條例》中談及管仲，態度中帶著“清的剛正與堅守”：
“管仲‘相地而衰徵’，按土地力收稅，不讓百姓‘苦樂不均’，這是‘利民之政’——我如今清丈土地、平均賦稅，就是學他‘不欺貧民’的本心。他‘鹽鐵營’為的是‘充實國庫、減苛捐’，而非‘中飽私囊’，這與我‘革除陋規、嚴懲貪腐’的初衷一致。可他的‘權變之’，我絕不學：他設‘閭’招商，雖是‘為了齊國’，卻終究是‘誨誨盜’，違背‘教化百姓’的本；他‘以甲兵贖罪’，看似‘靈活用刑’，卻讓‘富人犯罪可免，窮人犯罪難逃’，破壞‘法律公平’。為當‘剛正不阿’，像管仲那樣‘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縱能事，也會‘失了民心’。我推行改革，只靠‘公平’‘廉潔’，不靠‘權’‘妥協’——雖不如管仲那般‘快速見效’，卻能讓百姓‘心服口服’，這才是‘長久之策’！”
他肯定管仲“利民”的核心，卻堅決反對其“權變妥協”的手段，堅守“清”的道德底線，認為“正道直行”比“快速功”更重要。
清朝
魏源（思想家，“開眼看世界”代表）：“其攘夷之智當效，其封閉之念當棄”
魏源編撰《海國圖志》，借管仲“尊王攘夷”談“師夷長技以制夷”，觀點中帶著“近代啟蒙者的覺醒”：
“管仲‘尊王攘夷’，以‘周天子’為旗幟，聯合諸侯抵山戎、狄族，這是‘團結部、對抗外敵’的大智慧——如今洋人侵、國勢衰微，我們也該像管仲那樣‘團結民心、共抗外侮’，而非‘各自為政、苟且安’。他‘鹽鐵營’‘發展商業’，靠‘增強國力’對抗外敵，這與我‘師夷長技以制夷’（學習洋人技、發展近代工業）的思路一致——齊國靠‘煮海為鹽’變強，我們靠‘造船、練新軍’變強，本質都是‘以實力求自保’。可管仲的‘侷限’，在於他只知‘攘夷’，卻不知‘學夷’——他視山戎、狄族為‘蠻夷’，只想著‘抵’，沒想過‘學習其長’；如今洋人有‘堅船利炮’，我們不能只‘抵’，更要‘學習其技’，才能真正‘制夷’。管仲是‘古代攘夷的典範’，我們要做‘近代制夷的開創者’——既要學他的‘戰略定力’，更要破他的‘封閉思維’！”
商鞅生平：從“衛國棄子”到“強秦基石”，用鐵變法改寫中國歷史的爭議改革家
商鞅（約西元前390年-西元前338年），本名公孫鞅，出衛國宗室旁支（故稱“衛鞅”），後因在秦國變法有功，被秦孝公封於商邑（今陝西商），遂稱“商鞅”。他不是傳統意義上“溫潤賢臣”，而是以“極刑立威、破古立新”著稱的法家鉅子——用二十年時間，將偏安西部、被諸侯輕視的“弱秦”，打造“兵甲之盛，諸侯畏懼”的虎狼之國，其變法構建的“耕戰系”“中央集權框架”，不僅支撐秦國統一六國，更影響了此後兩千年中國封建制度的底。他的一生，是“才華與爭議”“功與悲劇”的極致織，每個細節都藏著法家“以力服人、以法治國”的核邏輯。
一、早年困頓：懷才不遇的“法家孤臣”
商鞅的早年，是“出貴胄卻無實權”“有韜略卻無施展”的雙重困境，這段經歷也塑造了他“務實棄虛、只重結果”的行事風格。
- 宗室旁支的“邊緣人”：才華難破份桎梏
商鞅出衛國國君的遠房宗親，雖有“公孫”之姓，卻無實際封地與權力，只能依附魏國相國公叔痤做“中庶子”（相當於幕僚助理）。當時的衛國是“小國寡民”，夾在齊、魏、趙之間，本無推行變法的土壤；而魏國是戰國初期的“霸主”，早已過李悝變法、吳起強軍奠定基，朝中人才濟濟，商鞅的法家主張在魏國“無新意”，始終得不到重用。
公叔痤臨終前，曾向魏惠王推薦商鞅，直言“若不用，必殺之，勿令他國”——這並非“惜才”，而是深知商鞅的才華若為敵國所用，將威脅魏國霸權。但魏惠王只當公叔痤“老糊塗”，既不重用商鞅，也沒殺他，讓商鞅了“魏國棄置的利刃”，為後來秦國“借刃破魏”埋下伏筆。
- 法家思想的“踐行者”：拒絕空談，只重實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