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算啥領導，包達一邊往飯桌邊上湊，一邊擺手，我在蘇洋就是個面兒罩。
他對自己的認知倒是清晰。名義上是楚中天的近，是陸景澄手下審訊科的副主任，是包家二葷鋪的東家——在哪個場子都能坐上席，但真要論實權，就像他自己說的，聊勝於無。不過蘇洋的規矩，面子就是最大的本錢，所以他才能在安置樓裡混得跟在自己家似的，到蹭飯。
這把錘子後來就一直放在韓三炮的戰位旁邊。三炮值的時候把它靠在牆上，換崗的時候也帶著。別人問他為啥帶個鐵疙瘩，他說不上來，只是覺得萬一槍卡殼了，手裡總得有個東西。
板垣的白刃衝鋒越來越頻繁，蘇洋這邊吃了幾次虧。論單兵白刃功底，關東軍常年練拼刺，作簡潔致命，三人一組背靠背配合，一個人捅正面吸引注意力，兩個人從側面同時出刀。蘇洋的守軍大多是奉軍的軍閥兵出，拼刺刀不是他們的長項，幾次短兵相接，每次都要折損不人。陣亡者的被抬回來，躺在戰壕底部，蒙上一塊沾著泥漿的帆布——帆布不夠用，有時候只能蓋住臉，腳還在外面。
前線士氣漸漸低沉。楚中天讓包達去組織些好手到一線支援。包達第一個就去找了韓三炮。
所以本應該負責部防務的韓三炮班組，就出現在了一線的戰壕裡。
炮擊的揚塵剛起，日軍的衝鋒小隊就到了半途。包達從戰壕裡竄出來，一刀砍在前，裡還在嚷嚷：三炮！你照顧一下我這個殘疾人！一瘸一拐，健步如飛。
韓三炮沒回話。他左手握著步槍，大踏步衝了出去。有人說過，大力不虧。三炮骨架寬大，肩背厚實，在戰壕裡蹲著的時候像一頭蜷在裡的熊，一旦站起來，整個人就過了牆的高度。他出的第一步踩進彈坑邊緣的鬆土裡，靴底碾碎了半截埋在土裡的彈片；第二步蹬在凍土殼上，腳下傳來咔嚓一聲脆響，整個人借力衝了出去，速度快得讓他後的人都愣了一下。
第一個日軍衝到他面前。鋼盔下是一張年輕的臉，抿，雙手握槍，刺刀斜指三炮口。三炮左手步槍往外一撥，刺刀偏開——接著右手掄起那把重達八斤的鋼錘，結結實實地砸在對方鋼盔頂上。
鋼盔直接被砸出了一個凹坑，凹坑的中心裂開了一道口子，和腦漿從裂口裡噴湧而出，順著三炮的肩膀往下淌，暗紅的在軍裝的布面上洇開，溫熱，黏稠，帶著一鐵鏽般的腥味。
三炮沒停步。他就這麼一手撥開刺刀、一手掄錘砸下去，橫衝直撞，一路無人能擋。有日軍從側面衝過來，刺刀直刺他的腰側，他側閃過，錘子橫掃回去，正砸在那人的肩膀上。肩胛骨的碎裂聲被炸聲掩蓋了，但那人一歪、手臂塌塌垂下去的樣子，所有人都看見了。三炮從兩之間過去，腳下踩過鋼盔帽簷上那枚銅質五芒星，五芒星被踩變了形，嵌進凍土的裂裡，又被後來人的軍靴踩得更深。
郭老西兒端著上了刺刀的步槍，罵罵咧咧地從戰壕裡躍出：認識你們倆王八蛋真是倒了八輩子黴——話音沒落，他已經跟在包達後，刺刀撞上了日軍的步槍，兩個人刀對刀地絞在一起，刀刃發出刺耳的金屬刮聲。
孫國棟在戰壕裡。他的步槍架在牆上，槍托抵著肩膀，左眼在照門後方。他的任務不是衝鋒，是盯著對面戰壕，防止有人放冷槍打中正在衝鋒的人。他的裡叼著一塊餅——不是那種家裡烙的餡餅，而是蘇洋食品廠專門給前線士兵補充營養的餅。長條形，用碎制型，加了鹽和糖，嚼起來又又鹹，但吞下去之後胃裡是實打實的。
楚中天答應過他，說給他帶吃。第二天，後勤的人就扛著幾箱餅送上了前線。楚中天只說了一句話：管夠。於是孫國棟的裡就永遠叼著一塊餅，蹲在戰壕裡嚼著，瞄準著，把對面戰壕裡每一個探頭的鋼盔都記在小本子上。他記的是一排排字，每個字代表一個被他打掉的目標。本子的紙張已經被翻卷了邊，鉛筆頭短得只能在指尖，但他的字跡依然工整得可怕。
今天，楚中天不在前線。作戰室裡有事。
德米特里·沃爾科夫站在蘇洋作戰室的中央，姿拔得像一釘進水泥地裡的鋼筋。他是蘇聯遠東志願團蘇洋蘇聯教導團的總政委，負責全團的政治督導和軍事訓練。這位高大魁梧的蘇聯人此刻沒有披著他那件標誌的軍大，只穿著深棕的呢料軍裝，腰間佩著手槍，肩章上的紅星在燈下泛著暗啞的澤。他的顴骨很高，眼窩深陷，面部有常年在戰壕裡磨出來的風霜痕跡——那是1918年到1920年在白俄戰場上留下的，他的左耳在彼爾姆戰役中被彈片削掉了一小塊，至今缺著一個半月形的豁口。他說話的時候，整個作戰室都安靜了下來。
郭司令！沃爾科夫的聲音不高，但每一個字都像從腔底部頂出來的，帶著一不住的韌勁，蘇聯教導團全兵請求參戰。
他的中文帶著濃重的俄語口音，但語法工整，用詞準確，一聽就是在蘇洋待了足夠久的那種外國人——足夠久到把這裡的戰士當了自己的兵，把這座城當了自己的陣地。我們不是隻會教人走佇列、教人開槍、教人裝炮彈！我們也是軍人！是蘇洋的軍人！
郭松齡站在作戰桌前，一隻手按著攤開的前線地圖，另一隻手無意識地挲著腰帶上的銅釦。他有些頭疼。
不是對沃爾科夫有什麼意見，恰恰相反，他太清楚教導團這些人是什麼了——從蘇俄戰打出來的老兵，白俄戰場上流過，遠東的凍土上蹲過戰壕，論塹壕白刃戰的經驗，整個蘇洋沒人比他們更。
但問題不在這裡。沃爾科夫先生，郭松齡斟酌著用詞，他的手指在地圖上輕輕敲了兩下，你們當然是蘇洋的人。從遠東志願團立那天起，你們就是。但你同時也是蘇聯軍人。你們如果直接參戰——他頓了頓，沒有說下去。後半句話不需要說，在場的人都明白：蘇聯人直接出現在對日戰場上，這個責任太大，大到不是他郭松齡一個前敵總指揮能承擔的。
沃爾科夫後，亞歷山大·庫茲涅佐夫往前邁了一步。這位教導團的副政委是個火子，說話直來直去，從不拐彎。
天知道一個如此的人是怎麼被安排去負責高階政工督導工作的——也許是在蘇俄戰時，他的政委經歷讓他學會了在戰壕裡跟士兵一起衝鋒，而不是坐在後方念檔案。
他的個子比沃爾科夫矮半頭，但肩膀更寬，脖子更，整個人像一截被火藥燻黑的炮管。郭司令，他的聲音比沃爾科夫高了一截，語氣裡帶著不加掩飾的急切，那誰能下這個決定？是楚天王嗎？說完，他轉頭看向站在窗邊的楚中天。
楚中天背靠著窗臺站著，手裡夾著一支菸，菸灰積了半截，搖搖墜。他沒有看庫茲涅佐夫，也沒有看沃爾科夫。
他的目落在作戰室牆上那幅巨大的蘇洋布防圖上，但他的心思顯然不在那裡。他在等一個聲音。不是作戰室裡任何一個人的聲音——是萬里之外，大洋彼岸，馬掌臺莊園裡那臺無線電發報機另一頭的聲音。
庫茲涅佐夫後還站著一個人。謝爾蓋·馬爾琴科，教導團基層政委，沉默寡言，平時開會幾乎不開口。但他今天開口了。他的聲音很輕，不像沃爾科夫那樣沉穩，不像庫茲涅佐夫那樣火，更像是一聲積了很久的嘆息。
楚天王，他說，語速很慢，像是在邊想邊說，我在一線蹲了三天——不是坐在指揮所裡看報告的蹲法，是趴在前沿戰壕的牆上，跟士兵們一起挨炮彈的那種蹲法。他的袖口還沾著泥漿，指甲裡嵌著黑的凍土，那是從前線下來之後還沒來得及洗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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