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化教化穩步推進，柴榮的目再次聚焦於部權力制衡。顯德六年秋，隨著南征北戰的節節勝利，趙匡胤、李重進等將領戰功赫赫，威日隆，軍部逐漸形派系雛形。書房，柴榮翻閱著史臺的報，上面詳細列舉了部分將領私下結黨、截留軍餉的苗頭，眉頭愈發鎖。
“五代世，皆因藩鎮割據、將領擁兵自重。”柴榮指尖劃過報上的“陳橋”二字（歷史記憶中的警示），對樞使李谷說道，“朕絕不能讓後周重蹈覆轍。如今軍隊戰力日強，但權力制衡的籠子必須紮，否則今日的功臣，可能就是明日的禍。”
李谷深以為然：“陛下所言極是。趙匡胤將軍戰功卓著，麾下親信遍佈軍，雖暫無二心，但長久下去，恐難避免權力膨脹。臣建議進一步細化調兵權與指揮權的分離制度，從源上杜絕擁兵自重。”
柴榮點頭，心中已有全盤規劃。次日朝會，他正式頒佈《軍制最佳化詔》，推出三項核心舉措，堪稱“現代軍事管理思維”的古代落地：
其一，拆分軍最高指揮機構。將原殿前司、侍衛司的權力一分為三，設立殿前都指揮使司、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司、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司，合稱“三衙”。三衙各司其職，分別管轄步兵、騎兵、軍衛戍，互不統屬，均直接對皇帝負責。原殿前司都點檢一職被廢除，趙匡胤由殿前都指揮使調任“三衙總領”，看似職位提升，實則失去了直接統領某一兵種的實權。
其二，完善“兵將分離”制度。規定軍士兵每三年換一次駐地，將領不得跟隨士兵調，士兵與將領之間只能在戰時臨時組合，戰後即刻分離。同時，士兵的軍籍、糧餉發放由樞院統一管理，將領僅負責戰時指揮，無權干預士兵的日常管理和後勤保障。
其三，強化軍法監督。設立“軍法史”，直屬史臺，常駐軍營，負責監督將領是否存在結黨營私、截留軍餉、濫用職權等行為。軍法史可直接向皇帝奏報，無需經過樞院或三衙，賦予其獨立監察權。
詔書頒佈後，朝野震。趙匡胤接到調令時，心中雖有波瀾，但深知柴榮的良苦用心。他主宮請罪：“陛下，臣深知自威過盛，恐引發猜忌，願遵旨調任，絕無半分怨言。”
柴榮扶起他，語氣誠懇：“匡胤，朕並非不信任你，而是五代的教訓太過慘痛。你是後周的功臣，朕希你能為後世將領的典範，君臣同心，共保後周長治久安。”他隨即賞賜趙匡胤黃金百兩、綢緞千匹，同時將其長子趙德昭接宮中，封為“左千牛衛將軍”，看似榮寵，實則為質子，以安君臣之心。
其他將領見狀，也紛紛表示遵旨。李重進主上書，請求將麾下部分親信調往邊境任職，以示無結黨之意。軍部的派系苗頭，在柴榮的鐵腕調控下，迅速得到遏制。
軍制最佳化的效很快顯現。士兵換駐地後，將領與士兵之間的私人聯絡被切斷，結黨營私的土壤不復存在；三衙分立、相互制衡，避免了某一將領獨攬軍權；軍法史的設立，讓將領們心存敬畏，再也不敢擅自截留軍餉、濫用職權。汴梁軍大營，軍紀更加嚴明，士兵訓練熱高漲，軍隊戰鬥力不僅沒有下降，反而因權力制衡更加高效。
然而，就在軍制改革順利推進之際，軍法史卻傳來了一封急報。報稱，趙匡胤的親信將領石守信，在士兵換駐地時，暗中將自己的嫡系部隊集中調往汴梁周邊的陳橋驛、封丘等地，且私下發放“私餉”，籠絡人心。更令人警惕的是，石守信與部分被調往邊境的將領仍有秘書信往來，書信容雖未明說，但約提及“時局變化”“共保富貴”等話語。
柴榮看完報後，臉瞬間凝重起來。他沒想到，自己剛推行軍制改革，就有人膽敢頂風作案。石守信是趙匡胤的核心親信，他的舉，究竟是個人行為，還是趙匡胤暗中指使？陳橋驛這個地方，在歷史記憶中是“陳橋兵變”的發生地，石守信將嫡系部隊調往此，其心可誅。
“看來，朕的敲打還是不夠。”柴榮低聲說道，眼中閃過一寒。他下令軍法史繼續暗中調查，務必查清石守信的真實意圖，以及是否有其他將領參與其中；同時，令郭榮率領軍一部，以“巡視防務”為名，進駐陳橋驛周邊，暗中監視石守信部隊的向。
那麼，石守信的行為究竟是自作主張，還是趙匡胤的授意？他暗中聯絡將領，是否有謀反之心？柴榮知道，這場軍制改革引發的權力博弈，才剛剛開始。若不能徹底查清此事，嚴懲不貸，軍制最佳化的果將付諸東流，後周的統治基也將到搖。一場圍繞軍控制權的暗戰，已悄然升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