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布加勒斯特，被一層灰濛濛的霧氣籠罩。齊奧塞斯庫的系統清除計劃，進了鞏固和深化階段。經濟、軍隊、報，這三個支柱已被搖，現在需要的是將這種控制制度化、常態化，並徹底清除任何可能死灰復燃的土壤。這是一場無聲的絞殺，目標是讓“米哈伊一世”這個名字，以及其所代表的一切，從羅馬尼亞的公共記憶和現實政治中徹底蒸發。
國民議會再次為齊奧塞斯庫的工。這次過的，是《國家文化與歷史產法》的修訂案。法案規定，對“所有公共紀念、歷史敘述及教育容，需進行科學、人民與國主義的標準審查”，旨在“消除前剝削階級意識形態的殘留影響，塑造統一的社會主義歷史觀”。
這條法律像一把巨大的刷子，開始刷這個國家的歷史牆面。首先遭殃的是公共空間的象徵。布加勒斯特勝利廣場上，那座為紀念埃德爾一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領導國家統一而立的“統一柱”，被以“進行必要的結構加固和維護”為名，用巨大的帆布圍擋遮蓋起來，隨後悄無聲息地被移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座象的、歌頌“工人與農民團結”的鋼鐵雕塑。克盧日-納波卡，埃德爾一世的騎馬雕像也被拆除，原地樹立起齊奧塞斯庫發表演講的巨幅宣傳畫。
博館裡的歷史展覽被重新佈置。關於埃德爾一世時代工業化就、米哈伊一世在二戰中關鍵決策的展品和說明文字被撤下，或者被重新解讀為“特定歷史條件下，統治階級為維護自利益而採取的有限措施”。羅馬尼亞現代史被簡化為一條從“落後王國”到“社會主義明”的線程序，而霍亨索倫家族的作用被刻意淡化、歪曲，甚至抹殺。
教育系統為清洗記憶的重災區。中小學的歷史教科書被重新編寫。關於王室的章節被大幅，埃德爾一世的形象從一個強有力的國家建設者，變了一個“依賴外國資本、與大地主勾結”的保守君主。米哈伊一世在1944年的“八二三”政變，雖然因符合“反法西斯”的政治正確而無法完全抹去，但其機被描繪“為保全自地位而進行的投機”，其領導作用被刻意貶低，功勞被歸於“羅馬尼亞共產黨領導下的國力量”和“蘇聯紅軍的解放”。
大學裡，研究近代史和王室歷史的學者到警告，相關課題難以獲得經費支援，發表研究果面臨嚴格審查。一種自我審查的氛圍開始形，敏的歷史話題逐漸為學界的區。
在上，任何提及前王室的正面容都徹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偶爾出現的、經過心挑選的“歷史揭秘”，揭“舊王室生活的奢靡”和“與外國勢力的勾結”，以此反襯當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和“齊奧塞斯庫同志領導的正確”。
對於仍在海外發出聲音的米哈伊一世，齊奧塞斯庫政權採取了資訊封鎖和汙名化策略。國民眾很難接到王室基金會發布的報告或“自由羅馬尼亞”電臺的廣播（Securitate持續干擾訊號）。即使有零星資訊傳，方宣傳也會立即將其定為“被推翻的剝削階級不甘心失敗，進行的惡意誹謗和復辟幻想”。
在日瓦，米哈伊一世看著過各種渠道收集來的、關於國歷史被篡改、家族痕跡被抹去的報告，到一種深骨髓的無力與憤怒。這比經濟上的剝奪、軍隊中的清洗更讓他痛心。齊奧塞斯庫不僅要奪走現在，還要篡改過去，扼殺未來人們對歷史的真實記憶。
“他在謀殺歷史，”米哈伊對安娜說，聲音中充滿了疲憊與堅決，“他想讓我們的子孫後代，生活在一個被他心偽造過的過去裡。他不知道，或者說不在乎，一個民族若失去了真實的記憶，就如同一個人患上了失憶症，將無法正確地面對現在，更無法走向未來。”
安娜看著哥哥，眼中含著淚水。“那我們能做什麼？我們的聲音，已經很難傳回去了。”
“記錄，”米哈伊堅定地說，“盡我們一切可能，記錄下真相。撰寫回憶錄，整理檔案，儲存好每一份原始檔案。總有一天，迷霧會散去，人們會需要知道他們的國家真正走過的路。我們可能無法阻止他的絞殺，但我們必須為未來的羅馬尼亞，儲存好歷史的種子。”
齊奧塞斯庫的“釜底薪”戰略，至此已基本達。過法律、人事、暴力機構和意識形態的四重奏，他功地系統地剝奪了前王室在國的一切有形和無形資產，並將其影響力連拔起。那隻在遙遠瑞士的雄鷹，雖然神未垮，但其與故土的聯絡已被削弱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齊奧塞斯庫鞏固了權力，可以更加專注於構建他個人的絕對權威。然而，被他強行抹去和抑的歷史與，並未真正消失，它們只是轉了地下，在黑暗中等待著破土而出的時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