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大明之朕有帝國時代系統》第453章 大明需要這樣的人!(感謝【靈石的地飛星】的大保健)(1)

作者:墨雲凡·3個月前

目送李邦華躬退去,乾清宮的燭火在夜風中微微搖曳,影斑駁地映照在朱由校沉靜的側臉上。

殿復歸寂靜,唯有更滴答,彷彿在無聲地丈量著這個帝國日漸沉重的呼吸。

朱由校指尖輕叩案頭,久久未語,最終深深嘆了一口氣。

張居正,這位萬曆朝的“救時宰相”,在後世網路上的評價可謂褒貶不一,眾說紛紜,幾近兩極。

有人贊他以孤臣之力,在大明王朝垂暮之際力挽狂瀾,為國續命數十載,稱其為“明亡前最後一位有魄力、有擔當的政治家”;亦有人詆其考法苛酷吏;

更有人指責一條鞭法雖簡化稅制,卻無意中強化了白銀本位,使明朝經濟深度繫結海外白銀輸,埋下日後財政崩盤的患,甚至還有人斥其為“擅權罔上、威主”的權臣,將神宗皇帝置於傀儡之位,專斷朝綱,幾近僭越。

可這些議論者,往往忘了最關鍵的一點:張居正並非站在後世上帝視角俯瞰歷史的評論家,他沒有接過現代經濟學、政治學的現代知識學習,更不懂什麼“經濟全球化”“貨幣主權”之類的宏大理念。

他只是一個浸潤於儒家經義、生於世、長於危局的古人,一個在絕境中試圖“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的改革者。

歷史從來不是非黑即白的簡單判斷題,只有真正走進萬曆初年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才能真切明白這位首輔、這個男人肩上所扛起的,究竟是怎樣一副千鈞重擔。

年節的這段清閒時,朱由校翻閱《萬曆起居注》及當時諸多奏疏、實錄等典籍,愈發清淅地看到:彼時的大明,傳至神宗皇帝手中時,早已不復洪武開國之雄渾、永樂盛世之恢弘。

嘉靖皇帝四十五年沉迷修道、怠政荒嬉,留給兒子的,是一個吏治腐敗骨、財政枯竭見底、土地兼併猖獗如野火的爛攤子。

全國在籍田地較明初銳減近半,勳貴、士紳與地方胥吏勾結網,以“飛灑”“詭寄”“花分”等手段,將大量田產匿於帳冊之外。國庫歲逐年萎,而百姓賦稅卻因層層加碼、巧立名目而日益沉重。

一邊是權貴廣佔膏之地而免稅免役,一邊是貧民失地流徙、賣兒鬻。流民四起,殍塞道,財政危機已近“稍有不慎,便天下大”的臨界點。

而正是在這般絕境之中,張居正本可以做一個安穩的“裱糊匠”——以他的才略與資歷,只需敷衍應付、飾太平,便可安尊榮、善終牖下。這對他而言,再簡單不過。

但這個男人沒有!

他以首輔之尊,頂住“祖宗之法不可變”的滔天力,毅然掀起一場震朝野、本的改革風暴。

當時的考法以“月有考、歲有稽”的嚴苛標準考核吏,實則是對嘉靖以來“場混混滿街走、奏章積如山丘”的沉痾下猛藥。

彼時員翫忽職守風,一件公文從州縣遞至中樞,竟能拖延數年而不決。若無鐵腕整飭,朝廷政令如何通達四方?邊防軍如何及時應對?民生疾苦又如何上達天聽?

清丈田畝之舉,則更是直接與天下士紳為敵。那些被匿的萬頃良田,本就是士紳階層吸噬國家命脈的病灶,是百姓流離失所、賦役不均的源。若不徹底釐清,國庫永無充盈之日,民生永無安寧之時。

此舉雖招致怨聲載道,卻為國家財政重建了真實稅基。

至於一條鞭法,雖確實在客觀上強化了白銀本位,使明朝經濟逐漸依賴海外白銀流——這一患在晚明白銀危機發時顯

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它卻是將“田賦、徭役、雜稅”合而為一的最高效改革方案。既簡化了稅制,讓百姓繳稅一目瞭然,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胥吏上下其手、層層盤剝的空間,減輕了基層民眾的無謂負擔。

自然,張居正從不是未卜先知的聖人,他只是在既定的歷史條件下,做出了最合實際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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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面臨的阻力,是盤錯節的既得利益集團,是千百年來“祖宗之法不可變”的僵化思維,是整個士大夫階層對“變革”的天然牴

可他偏要以“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魄力,一手抓吏治,一手抓財政,生生在死水一潭的大明政壇中攪出漣漪。

萬曆初年國庫從虧空到存銀四百萬兩,九邊防線從“兵無糧草、馬無草料”到“軍容整肅、守備森嚴”,這便是改革最無可辯駁的果。

換個角度想,徜若沒有張居正的十年新政,萬曆三大徵——寧夏哱拜之、播州楊應龍之叛、朝鮮抗倭之役——還能打得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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