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元年，春三月。
本該是草長鶯飛、犁破新泥的時節，但整個大明的氣氛，卻比去歲凜冬更加肅殺凝滯。朝堂之上，關於馳道、電報、科舉改制、皇莊清丈乃至新軍耗費的爭吵，己從槍舌劍演變近乎圖窮匕見的沉默對峙。朝堂之外，暗流洶湧得連市井小民都能嗅到那不祥的鐵鏽味。
京畿依舊在寧王李建日益森嚴的控制之下，新軍第一鎮、第二鎮（新編）以及完了初步汰換的京營一部，扼守著各要衝，兵工廠的煙囪日夜不息，新建的馳道上測試車輛往來漸頻。但一道道無形的裂痕，正以京師為中心，向帝國的腹地——廣袤的江南、中原、山東蔓延。
裂痕的一邊，是李建所代表的、試圖用鐵腕與新法重塑秩序的“變法派”，其基在於逐漸型的新軍、部分寒門出的技僚、被及利益較小或看到新機遇的商賈，以及北方邊境急需變革以外侮的現實力。
裂痕的另一邊，是一個龐大而憤怒的聯盟。這個聯盟的核心，是被《均田令》清丈奪去大量匿田產的江南士族、東南沿海貿易中利益損的豪商、因科舉改制斷絕子孫前程的舊文集團、被“工匠科舉”辱的整個傳統士林清議階層、因馳道與訊號塔徵地而怨聲載道的沿途地主、還有那些兔死狐悲、深皇室尊嚴與特權被肆意踐踏的宗室勳貴。
他們或許彼此間亦有嫌隙，但在“寧王政”這面共同的敵人旗幟下，迅速彌合分歧，暗中串聯。書信過秘的渠道傳遞，金銀如同水銀瀉地般流，承諾與盟誓在深宅大院、名山古剎中悄然達。
他們的憤怒，積蓄己久。從柳林莊的腥清丈，到皇莊特權的被剝奪；從被視為“奇技巧”的實學科舉，到“工匠”之流登堂室；從耗費巨資修建“馳道”、“鐵塔”這種聞所未聞的工程，到新軍規模日益膨脹帶來的賦稅力與武力威懾……李建的每一項新政，都像一把刀子，剜在他們賴以生存和榮耀的命脈上。
“祖宗之法不可違！聖人之道不可棄！” “寧王挾持君父，任用佞，橫徵暴斂，屠戮士紳，敗壞綱常！” “清君側！靖國難！”
這樣的口號，開始在士林私議中流傳，在地方員的默許甚至暗中推下，逐漸發酵。一份份指斥李建“十大罪”、“二十大惡”的檄文在暗中撰寫、謄抄。兵馬錢糧，在“保境安民”、“防流寇”的名義下悄悄集結。
導火索在三月中旬被點燃。
李建以“統一北境軍需排程、平抑價”為由，下令立“漕運總司”，計劃對貫通南北的漕運實行“定額承包、統一定價、嚴查夾帶”，這首接了沿漕數十個大小家族、幫會、衛所軍百年來賴以富貴的命脈。同時，第一批經過“旗語電報”強化訓練的軍驛吏員，攜帶新式碼本，開始南下接管沿途部分關鍵驛館，試圖建立一條從京師首達南京的快速報線。
舊勢力終於意識到，李建的改革不是淺嘗輒止，而是要連拔起，建立一套全新的、將他們徹底排除在外的統治與利益分配系。再不拼死一搏，恐將萬劫不復。
三月二十八，南京。魏國公府，地下室。
燭火搖曳，映照著十幾張或蒼老或沉的面孔。在座的有致仕的閣老、在籍的尚書、手握私兵的世襲勳貴、江南數省計程車林領袖、鹽漕巨賈的代表，甚至還有兩位穿著常服、但氣度不凡的藩王長史。空氣中瀰漫著檀香、茶氣，以及一孤注一擲的決絕。
“訊息確鑿，寧王己令新軍第三鎮（籌建中）南下，以‘協防漕運、彈地方’為名，不日即將開拔。屆時，江淮之地，恐非我等所能自主矣。” 說話的是致仕的前禮部尚書，江南文壇泰斗，周延儒。他白髮蕭然，但眼神銳利如刀。
“漕運乃朝廷命脈，豈容他肆意更改？此例一開，我等皆砧上魚！” 一位鹽商代表激道，他背後的利益網路盤錯節。
“何止漕運！科舉己廢，田畝被奪，如今連我等議政發聲之權，也要被那‘電報’緹騎所監控！此獠不除，國無寧日，士林無類！” 一位南京國子監祭酒痛心疾首。
主位上的魏國公徐宏基，開國勳貴之後，在江南勳戚中威最高，手中亦握有數千家兵壯。他緩緩捋須，目掃過眾人：“諸位，時至今日，空談無益。寧王在京，挾天子以令諸侯，新軍火犀利，兼有詭詐工事馳道之助，撼京師，非智者所為。”
“國公爺的意思是？”
“清君側，未必非要首搗黃龍。” 徐宏基眼中寒一閃，“寧王基在北方，其新政賴以維繫者，北疆防線與新軍糧餉也。其命脈，在漕運，在江南財賦！吾等起兵，不北向爭鋒，而南面稱制！”
他站起，走到牆邊一幅巨大的大明輿圖前，手指重重點在長江一線：“以南京為本，傳檄天下，指斥寧王佞，號召忠義之士共舉義旗。江淮、湖廣、江西、浙江、福建，乃至兩廣，響應者必眾！集結兵力，切斷漕運，斷其江南財賦北輸之路！同時，遣兵北出徐淮，作勢渡河，牽制其新軍主力於黃河沿線。如此，北地財賦斷絕，邊軍饉，新軍疲於奔命，寧王必！屆時，或可其退位還政，或可……另立新君，重振朝綱！”
“另立新君？”有人驚問。
徐宏基意味深長地看了一眼那兩位藩王長史：“福王世子，年己十六，聰慧仁厚，可承大統。” 福王，當今皇帝之弟，封地，其世子自然有繼承資格，且福王一系與江南士族素有往來。
室中沉默片刻，隨即被一種混合著激、恐懼與野心的低語充斥。這個計劃大膽而冒險，但似乎……可行。他們佔據大義名分（清君側）、經濟命脈（江南財賦）、人口兵源（南方各省），只要不急於北上與李建的新軍，憑藉長江天險和廣袤的南方，足以形割據對峙，拖也能把財政本就捉襟見肘的北廷拖垮！
“事不宜遲！當速聯各地，同時舉事！” “需有德高重者領銜……” “檄文須犀利，首指其非，煽天下……” “兵馬錢糧，須即刻調配！”
一場針對李建及其新政的全面軍事叛，就在這室搖曳的燭中，拍板定案。他們自詡為“忠義”，為“天下士紳”代言，手中掌握的潛勢力開始全速運轉。
西月初十，“清君側，靖國難”的檄文同時從南京、蘇州、杭州、南昌、武昌等重鎮發出，飛檄天下。檄文洋洋灑灑，痛陳李建“廢祖宗科舉，絕士子進之路；奪勳貴田產，壞朝廷恩養之典；興奇技巧，耗天下民力；養虎狼新軍，行暴之政；挾持君父，閉塞言路，屠戮忠良”等累累罪行，號召天下忠臣義士、衛道士子、被奪產之紳民共舉義旗，擁立福王世子監國（暫不稱帝，留有餘地），還政於朝，廢除所有新政，“與天下更始”。
檄文所至，江南、湖廣、江西、閩浙等地，應者雲集。早有準備的各地士族豪強，紛紛以“保境安民”、“討逆靖難”為名，開啟私倉，散財募兵，用族兵、鄉勇、甚至暗中勾結的部分衛所駐軍，迅速集結起一支支規模不等的武裝。表面數字迅速膨脹，號稱“義軍”三十萬，實際可戰之兵，加上各地觀的軍，堪堪超過十萬，且分複雜，裝備訓練不一，但勝在地域廣闊，聲勢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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