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剛開始以為是非預謀的搶劫殺人。但後來看了現場和檢，覺得不太像。臨時起意的案子不會這麼……怎麼說呢，不會這麼有選擇的路線規劃。”
他停了一下，像是在組織語言，等了半晌才繼續說：“兇手進門之後，直接去了死者的房間。三間臥室，他只進了那一間。嬰兒和老人是在同一個房間裡，兇手進去的時候，老人應該已經醒了，但沒有反抗能力。嬰兒是被捂死的，沒有其他損傷。老人癱瘓在床無力反擊，被生生打死，一擊致命。年是主要目標，上的傷最多，抵抗傷也最多，說明兇手和有過搏鬥，而且時間不短。”
鄭興城聽著，目落在桌上那三份報告上：“為什麼在這裡的備註寫了一句，‘手法生疏，但不像是外行人’。這個怎麼理解？”
陸隊解釋道：“哦，那是法醫提的，我覺得有道理就記下了。他們覺得兇手的作不練，但知道往哪裡打。年的致命傷在左顳部，那一子的位置很準，正好是顳骨最薄的地方。老人那一擊也是，打在頭頂偏後，那個位置骨質也相對薄弱。嬰兒是捂死的。這個不需要什麼技，但兇手知道要捂多久。他沒有捂過頭，也沒有捂不夠。法醫說，這個度，不是普通人能掌握的。”
“而且……怎麼說呢？總覺得這個人不算是全外行，他似乎懂得一些我們辦案的細節，所以現場才理得那麼仔細。”
他翻了幾頁，看到一欄被紅筆圈出來的資訊：“死者丈夫，胡財發，男，五十二歲，案發後失蹤，至今未歸。”
“這個胡財發，”鄭興城抬起頭，“你們查了沒有？”
“查了。死者丈夫，在村裡種地，平時不怎麼出門，和鄰居關係一般。案發當天下午有人看見他在村口的小賣部買了一包煙，之後就沒有人再見過他。手機打不通，親戚朋友問遍了，沒有人知道他去了哪裡。”他把那幾張紙遞過來，“我們查了他的通話記錄，案發前幾天他和一個外地號碼過話，時間很短，不到一分鐘。那個號碼是臨時的，已經登出了，查不到機主資訊。”
“還有其他嫌疑人嗎？”
陸隊靠在椅子上，手指敲了敲桌面：“有的。我們排查了死者的社會關係，發現和村裡幾戶人家有過節。主要是宅基地的事，吵了好幾年，村委會調解過好幾次，一直沒解決。那幾戶人家我們都走訪了，也取了筆錄，但沒有人承認，也沒有證據。還有就是死者的兒子。他在外地打工，案發後第二天回來的，回來之後一直待在村裡，沒有走。我們問過他，他說自己和父母關係不好，已經好幾年沒聯絡了，案發時他在外地，有人能證明。我們核實過，確實有不在場證明。”
鄭興城點了點頭。他把那幾張走訪記錄疊好，放回桌上：“現場有沒有被翻過的痕跡？”
“有。櫃子被打開了，服被翻出來扔在地上，屜也被拉開了。死者的包裡有一千多塊錢現金不見了，還有一條金項鍊，也不知道哪去了。但翻過的痕跡太明顯了，像是故意做出來的。真正翻東西的人不會把屜整個拉出來扔在地上，也不會把服一件一件地扔得到都是。那個現場給人的覺是……兇手想要讓人覺得這是一個搶劫現場。”
“謝謝，麻煩了。”
鄭興城拿起桌上的包，離開了南區，回了家。
佯裝無事，陪著寧筱吃過飯，散完步，回家休息。
夜裡，他卻是如何都睡不著，腦海裡這幾個案子揮之不去。
翌日，不等鬧鐘響，他就起床洗漱，天微亮就趕回辦公室。
秦梧回國的日期，胡辛傑出境的日期，地平村案發的日期，三條線在白板上錯，匯的地方被他用馬克筆圈了出來，圈了一個又一個。
他調了酒店周邊的監控。
秦梧住的那家酒店在城東，離汽車站不遠，大堂的攝像頭角度偏了，只拍到前臺的一角，進出的人只能看見半個子。
他花了整整一天看監控，快進、回放、慢放，眼睛熬紅了，眼眶發，但他沒有停。終於，在第三天下午的監控裡，他看見了一個模糊的影。
穿深服，戴白帽子，口罩遮住了大半張臉，從酒店的側門出去，消失在畫面之外。
時間是案發前一天晚上九點。
他截了圖，放大，模糊的，看不清五，但那個形，那個走路的姿態，他再悉不過。
另一份監控是汽車站，第二天清晨六點，一個淺服、戴黑帽子、戴口罩的人，買了一張去地平村的車票。售票視窗的攝像頭拍到了的影，儘管中途換了服和裝扮，但仔細對照後還是能發現端倪。
兩張截圖並排放在螢幕上，線不同，角度不同，但那個走路的姿態太像了。
他把圖片打印出來，釘在白板上，在下面寫了一行字：秦梧，地平村，案發時間重合。
胡辛傑全程沒有出現，秦梧似乎是獨自一人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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