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所提出的十項新政措施從行政到吏治再到軍事、農業、刑獄、律法、教育乃至是風俗文化，這一套新法可謂是涉及到了整個國家的方方面面。如果我們能夠站在一個完全離的角度和立場上來看這十項新法，那麼它們顯然都是眼下治癒宋朝各種頑疾的良藥，它們可以讓宋朝胎換骨並以新生的蓬活力再度強勢起跑，畢竟一次功且徹底的變革無異於再一次的改朝換代。可是，難聽話我們還是必須要說：這世間有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和真理，那就是任何一場社會變革都會怒並侵害到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
如果仔細去分析范仲淹在新政裡的這十條新法，我們很容易就能發現新法將最重的棒槌都砸向了帝國的僚系。請注意，不是某一部分，而是整個僚系。
首先是朝廷大員和地方要員們每年的賞賜了，恩蔭也被削減了，他們家族裡那些原本等著當的親族子弟突然前途無門。再者，中下層員裡數量龐大的那些奉行無為而治（混吃混喝坐等升）的員也結束了他們的好日子。他們以後想要升不再是隻憑資歷，而是需要拿出政績，況且考核的標準和要求都比以前提高了。如此一來，整個僚系從上至下都被新法給沖刷了一遍。說得嚴重一點，這個新法是在與現有的整個僚系為敵。
試問：這些人會支援新法嗎？他們對范仲淹又是何種態度和看法？新法想要得到切實地推行和施行說到底都是需要倚仗帝國的各級員去執行，如果這些人對此都持牴緒，那麼新法何以推行？
參考北宋歷史上最為有名的王安石熙寧變法，它為什麼會被反對和抵制？因為它侵害了大地主、大僚和大商人的利益，上至皇親國戚和王公大臣，下至商賈士紳，王安石的新法就是要割他們上的，而這些既得利益者又豈能坐以待斃任人宰割？人都是有私慾的，即便他是帝國的宰相，韓琦、富弼、文彥博以及司馬乃至是蘇東坡，這些人為什麼會反對王安石的新法？原因就在於他們的份——僚和地主。在國家利益面前，他們個人的私慾和利益以及他們所階層和集團的利益被擺在了高於國家利益的至高無上的位置，他們當然也想讓國家富強，但前提是不要他們盤子裡的蛋糕，而這些人就是所謂的原有社會模式下的既得利益集團。
王安石的變法幾乎將宋朝像是犁田翻土一般給徹底倒騰了一遍，范仲淹沒有他那麼激進，他的新法雖然也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但只是有限度地予以剝奪，可這同樣會讓這些人不爽甚至憤恨。一點來說，如果公司的主管突然給你降工資降福利，然後還對你嚴明各種工作紀律並對你實行嚴苛的績效考核，那麼你會作何想？你會不會想著跳槽？你會不會想盡辦法把這個人給兌走？你會不會採取各種手段和辦法重新奪回你之前所有的各種優厚待遇？
由儉奢易，由奢儉難，這是人使然，倘若提出變法主張和措施的人是皇帝本人，那麼這些人或許會忍氣吞聲，可如果這是朝中的某位執政大臣所為，那麼此人必然為眾矢之的。很憾，范仲淹正是如此。
說到變法，有三個人是不得不提：商鞅、王安石、張居正。商鞅的變法為秦國後來一統天下奠定了無可撼的基石，可商鞅付出的代價是什麼？是死無全！王安石的變法讓宋朝的國庫充盈且國力猛漲，軍隊的戰鬥力也大為增強，可他付出的代價又是什麼？他自己被罷回鄉，新舊黨爭就此形，整個宋朝場被撕裂了對立的兩半。張居正的變法為明朝功續命半個世紀，但他自己卻在死後險些被掘墓鞭，他的家小或是因囚而飢致死或是慘遭流放。如此可見，面對變法，既得利益集團的反撲可謂是兇殘至極。
再看看這三人的背景，商鞅和王安石在變法之時幾乎和當時的君王同穿一條子，其手中所擁有的權勢也等同於君王，而張居正更是不必說，他變法的時候整個明朝基本上都是他一個人說了算，他才是當時明朝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反觀范仲淹，如今只是個參知政事的他能和這三人比權力大小嗎？他的頭上有宰相和樞使，而他的皇帝對他的支援和信任更是要打一個很大的問號，但他所面對的阻力卻毫不比商鞅、王安石和張居正。那麼，他的支持者呢？
作為早就聞名遐邇的大儒和道德宗師，范仲淹在士子中並不缺乏擁躉，早在幾年前他與呂夷簡鬥得你死我活之時，他的邊就形了一個以他為核心的“君子黨”，這裡面的員包括了富弼、韓琦、歐修、龐籍、鄭戩、餘靖、尹洙、蔡襄、滕宗良等一干青年才俊。這些人如今或是與他同列兩府主導新政，或是執掌宋朝言系統一半的天下，或是在邊關重地主政一方，再加上種世衡、張、狄青等一幫他在軍事系統的老部下，這陣容可謂是文武雙全極致豪華。問題在於，新政的反對勢力同樣陣容豪華勢力龐大，我們甚至可以說反對勢力的能量足以碾這些改革者，畢竟他們幾乎就是帝國的整個僚系統。
正如我們後來所知道的那樣，由范仲淹主導的慶曆變法最後失敗了。如今我們回頭再細看這段歷史就會發現范仲淹的失敗其實不僅僅是反對勢力的反撲那麼簡單，新政集團部的爭鬥和超級不靠譜才是導致新政失敗的源，而且在新政正式實施之前這些問題和患就已經在開始發酵。也就是說，還沒等反對勢力下手，新政集團部的人就把刀子親手遞給了對方。毫不誇張地說，范仲淹以及他的新政之所以會失敗，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他的邊有一群“豬隊友”。是的，是一群，而不是一兩個。
另外，我們在這裡還應該提到一下呂夷簡。
在這不久之後，也就是范仲淹的新政措施開始正式頒佈施行後，以歐修為首的幾位君子再又功地過上疏將呂夷簡徹底變了一個“老百姓”，從此呂夷簡就只能在家裡安心養老，就連舉行大朝會時本是榮譽質的亮個相的資格也被剝奪了。滿仁義道德的歐修等人為何要對呂夷簡這樣一個半不遂的病老頭如此窮追猛打？因為他們擔心呂夷簡會破壞或阻撓范仲淹的新政，但他們這些人其實是有些杞人憂天了。
呂夷簡在一年之後就過世了，從史料中我們也看不出他對新政的態度，但這些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自從呂夷簡徹底閒賦並最終過世之後，整個宋朝就再無一個能夠制一切牛鬼蛇神的大人。正所謂水淺王八多，遍地是大哥，從此以後無論是新政集團還是反對勢力以及在他們各自的部彼此誰都不服誰，群魔舞的時代也就此無可避免地開始了。
呂夷簡在這個極度重要和敏的時期突然退出了歷史的舞臺或許也是宋朝的一種宿命，如果他仍然掌控朝政，那麼新法只有兩種結局，要麼他反對新法從而讓新法直接來個見死，要麼他贊新法從而讓北宋就此走上中興之路。以他為相二十餘年的資歷和能量，無論是新政集團還是反對勢力都不可與之抗衡，群魔舞的現象也就不可能出現，宋朝也就不會被這麼一番折騰。可是，他偏偏就在這個時候“倒下”了。
對於呂夷簡，歷史對他的看法存在著兩個極端，一個說他是定國安邦之能臣，一個說他是打異己的佞之徒。新政集團的很多人都對他恨之骨，反對新政的人在他面前則是敬畏加不敢造次，但統一的看法就是他不是一個善類，更談不上是什麼正人君子。參看以往的北宋宰相，呂夷簡有些像趙普，他強勢，他攬權，他喜歡獨裁，他打一切與他為敵的人和勢力，但他所做的一切皆是出自他對手中權力的掌控。他是宰相，他的所為皆是以此為出發點，他的所謂的“謀私”只是為了給這個為宰相的呂夷簡在謀私，至於作為單獨個的呂夷簡，他無暇顧及。
如果我把“天下為公”這個詞放在呂夷簡的上估計會被很多人所嘲諷，但為宰相的呂夷簡確實只有一個份——大宋的宰相，他只知道自己是大宋的宰相，他不知道這個世間有一個人呂夷簡。不可否認，呂夷簡在打擊政敵方面手段絕對堪稱兇狠和險，這一點他沒有毫的君子之風，但反過來說，真正的君子能夠在政壇立足嗎？歷史上的那些出的功的政治家有人是君子嗎？政壇就是君子的墓地，如果你想做君子就不應該涉足政壇，這句話可能逆耳，但如果有人否認這一點只能說明他是在隔岸看風景。
西元1044年9月， 前大宋宰相呂夷簡病逝於他的老家安徽台，年六十六歲。當訊息傳宮中，這時候的趙禎正在與大臣們議事，他隨即當場潸然淚下。
悲慼之餘，趙禎不口中呢喃道：“安得憂公忘如夷簡者！”
說到底，呂夷簡到底是個什麼人其實只有為皇帝的趙禎才是最有資格去評價的。前後對比之下，趙禎才會真切地發現呂夷簡的有無對他而言意味著什麼。有呂夷簡在，大宋朝堂的基是穩的，可在他遠離朝堂之後，趙禎每天幾乎都在被自己的這幫大臣給左右拉扯，朝堂立馬變農貿市場，朝局的不穩順帶著也讓整個國家來回震盪。范仲淹、富弼和韓琦這些人確實有本事，但他們鎮不住這個國家，他們也無法駕馭自己後的這幫所謂的“支持者”，在對新政的見解上他們相互之間也是無法統一思想，而他們的反對者更是對他們橫眉怒對。相較而言，呂夷簡就算別的本事沒有，可他上能鎮國家下能百姓，而新政集團的那些君子在這方面差了不是一星半點。
趙禎是個恩的人，不說呂夷簡對國家的貢獻幾何，單是呂夷簡當年為他的生母李宸妃所做的一切就足以讓趙禎終生對其激涕零。呂夷簡死後，趙禎在宮中親自為其服喪發哀並下令輟朝三日，同時他追贈呂夷簡為太師、中書令，賜諡號“文靖”。
對於諡號裡的這個“靖”字，呂夷簡可以說是當之無愧！
北宋的一代主政達二十餘年的權相就這樣告別了這個世界，對於他這一生，我不想在此過多地進行論述或總結。我就想說一句：呂夷簡是一個實幹家，一個在做事的時候不會在意任何人眼和說辭的實幹家，因為如果你過於去在意這些東西，那麼你終將一事無。
關於呂夷簡，個人覺得南宋的兩位史學家對其的評價可謂客觀公正。李燾言：其於天下事，屈舒捲，有。後卒配食廟庭，為世名相。呂中的評價更為直接：夷簡之罪，莫大於因私憾而預瑤華之議，因北事而忌富弼之能。夷簡之功，莫大於釋仲淹之宿怨，容孫沔之直言。君子論人功罪，不相掩可也。
還是那句話，為國之宰輔且執政長達二十餘年，對於呂夷簡的綜合評價我們還是要去看他對這個國家和百姓都做了什麼。至於個人私德，他確實沒有范仲淹那樣品德隆重，但請恕我無知，我也不曾聽說過他像那個孫沔一樣是個品德敗壞的人渣，也不曾聽說過他如正人君子歐修一般陷過灰的醜聞或是時常流連於青樓紅柱之間。
